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0〕第23号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已于2010年7月23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7月23日
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等权利。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第三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在处理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事务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等状况，了解和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第四条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引导、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掌握基本的生存和应对意外事件的常识，了解与自身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抵制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
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未成年人有权提出检举、控告或者申请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由本市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年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当年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六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其日常工作由同级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承担，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协调机构由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四）接受有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控告，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五）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调查研究，向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经验交流和学术研讨，宣传和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有益经验；
（七）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制度；
（八）对本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成员单位和下一级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调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并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第七条 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通信、食品药品、价格等主管部门、文化执法机构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责任倒查等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章 家庭保护
第八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予以协助。
第九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健康思想、良好行为和科学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由使其辍学。
对旷课、放弃正常学习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共同教育，督促其返校就读。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女性未成年人、未成年的残疾子女、继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父母离婚后随其中一方生活的子女，应当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不得歧视、伤害、虐待或者遗弃。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状况，进行生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同居，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审慎开通移动通信终端上网接入服务，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房屋装修、车辆驾驶、电器使用、食品药品使用等方面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或者技术规范，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人身损害。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并将委托监护情况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学校和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委托监护应当充分考虑受委托监护人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道德品质等基本情况，并应当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父母应当与未成年子女、受委托监护人、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健康，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以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而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对有违法行为屡教不改或者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进行帮助和教育，并送专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七条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办理结果应当答复报告人并抄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责任制度，保持与未成年学生家庭、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相关单位的联系，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范围。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将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配备法制副校长或者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等专题教育活动。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居住地就近入学。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迫使未成年学生退学或者停止接受义务教育，不得违反国家和本市规定收取费用，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
第二十一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和监护服务工作，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地区每个乡镇应当建立寄宿制学校，在乡镇、村社推行建立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托管服务机构，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给予寄宿费用减免或者资助。
鼓励社会捐资支持寄宿制学校和托管服务机构建设。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时开展青春期教育和社会生活指导，配备心理健康辅导员，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确保课业量与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相适应，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课外文化、体育、科普等活动，保障未成年学生的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
学校应当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移动通讯工具的行为，并向学生宣传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或者与未成年学生年龄、身心健康等不相适应的其他活动。
第二十四条 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身体有残疾的未成年学生，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学校的服务设施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学校应当保障校舍和其他校内设施的使用安全，定期检查维修，消除安全隐患。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证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安全制度，配备安保人员，实行校外人员入校检查登记，及时制止危害、侵害未成年学生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学校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校园及其周边治安工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管理制度，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及时处理校园及其周边治安事件。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针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人身伤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每学期不少于一次。
发生突发事件和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事故时，应当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 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应当在教学时间和课余时间免费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开放；寒暑假、公休日、节假日期间，学校的文化体育场所、互联网上网设施应当向本校未成年学生免费开放，相关费用由财政适当补助。
第二十九条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处分，应当听取未成年学生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陈述、申辩，并给予答复，同时在处分决定中说明是否采纳的理由。
受处分后有改正表现的，学校应当在其毕业前将处分记录从个人档案中消除。受处分较轻的，不记入个人档案。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规划、设置专门学校，并将其纳入普通学校序列。专门学校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专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提供指导。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校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由其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申请，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送专门学校接受教育和矫治。
未成年学生被送到专门学校后，原就读学校应当为其保留学籍，其专门学校学习经历不记入个人档案。专门学校学生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专门学校应当保证未成年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开展心理辅导，矫治不良行为，并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第五章 社会保护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社会各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科普知识宣传，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工作制度，公开联系方式，受理投诉和提供法律、心理咨询等服务。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和个人为未成年人开展生理、心理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作，或者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经费、场所、人员等资助。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未成年人的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等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城乡总体规划，规划草案应当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各区县（自治县）至少应当建设一个区域性、综合性青少年活动中心。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和设施。
未成年人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所、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和健康标准，建设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应当定期对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设施进行维护，消除安全隐患。
第三十三条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公园（植物园）、除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外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公益性互联网上网设施等活动场所，应当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应当向学校或者社会团体组织的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和随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参观的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体育场馆、动物园以及非公益性的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物建筑类和遗址类的博物馆、影剧院对未成年人实行至少半价的票价优惠。
第三十四条 中小学校园周围二百米范围和居民住宅楼内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中小学校园门口五十米范围内不得摆摊设点和从事妨碍教学秩序和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营业活动。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限入标志。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行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制度。
第三十五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出版、播映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有害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或者提供烟酒；彩票销售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付奖金。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烟酒经营及彩票销售场所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和彩票的标志。
第三十七条 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有害于未成年人的安全和健康；如需要标明注意事项的，应当在显著位置用中文标明。
第三十八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对于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逐步扩大免费预防接种的范围。
卫生部门应当对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协助学校开展对未成年学生的体检工作。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开拆或者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第四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乞讨、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救助场所，对孤儿、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在临时监护期间，民政部门应当及时查明其监护人，并负责交送其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第四十一条 解除羁押、服刑期满、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或者阻挠。
第六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进行有效矫治，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
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被处以行政拘留或者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应当在专门场所执行。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不到场的，应当通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人民团体、法律援助机构派人到场。
第四十五条 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严格执行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开审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给予被害人特别保护。
第四十七条 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学校、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辩护人也可以进行社会调查。
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有关人员应当配合社会调查，如实提供未成年人的有关情况。
社会调查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调查材料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否逮捕、提起公诉和判处刑罚的参考依据。
调查材料不得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双方因抚养未成年子女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保障子女权益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根据服刑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情况，完善管教措施，开展帮教工作。
第五十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第五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各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挽救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所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给予劝诫、批评教育；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由其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诫、制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拒不改正的，未成年人的亲属或者就读学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撤销原监护人监护资格后，应当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原监护人仍应当支付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用。
第五十三条 学校教职员工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损害未成年学生人格尊严等行为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处分。造成民事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活动场所免费或者优惠开放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落实身份证登记制度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其中有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情形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予以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政、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移除，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设置的，应当在三个月内迁移或者停业。逾期未迁移或者停业的，依照前款给予处罚。
第五十七条 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限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在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文化行政执法机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六个月；
（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一次接纳两名以下未成年人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三十日；一次接纳三名以上未成年人或者一年内累计两次接纳未成年人的，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在国家节假日外接纳未成年人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三个月。
第五十九条 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或者网络信息等的，由公安机关、文化执法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版、播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不适宜未成年人阅读、观看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信息，没有在醒目位置标识警示说明的，由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第六十条 组织、教唆、胁迫未成年人乞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色情表演的，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别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烟酒、彩票销售场所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彩票标志的，由烟草、酒类、民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酒类行政主管部门处以二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彩票代销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的，由民政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向未成年人发送有害信息的单位、个人，由公安等职能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六十三条 泄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文化行政执法机构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以下情形的，相关部门应当实施行政问责，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场所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通报不及时查处或者不予依法查处的；
（三）为违法经营场所通风报信的；
（四）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规定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学校，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政府相关部门根据职权批准设立的全日制小学、全日制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门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承担未成年人教育任务的机构。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1998年5月29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同时废止。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1999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对中国《海商法》
修改的若干启示
吴星奎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州 510285）
摘要：1999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COGSA）草案尽管现在尚未生效，但是作为海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美国的立法，中国不容忽视，中国《海商法》颁布十几年来，航运业和世界范围内各国海运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改已经迫不容缓。本文拟就1999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中关于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和管辖权条款的规定，承运人的权利和责任期间，无法分清原因的货损责任三大方面和我国《海商法》对比，试图揭示1999 美国COGSA草案的若干合理性以及我国《海商法》的缺陷，以资借鉴。
关键词：提单；外国管辖权；承运人；责任期间；货损
1893年，美国制定了举世闻名的规制提单的法律《哈特法》，首先对提单上承运人免责无边的不合理现象采取立法行动，由此揭开了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的序幕，接着澳大利亚于1904年制定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加拿大于1910年通过了《水上货物运输法》，国际法协会也以《哈特法》为蓝本于1921年制定了首个提单国际公约《海牙规则》，并于1924年得已通过，紧接着一向主张合同自由的英国也于1924年通过了《海上货物运输法》，由此观之，在海上货物运输立法中，美国在起一种主导性的作用，对各国国内法和国际公约的制定可谓影响巨大和深远。1996年，美国海商法协会起草了第一份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至1999年已经六易其稿，由于涉及船货双方利益冲突太大，草案至今未能通过，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美国在海上货物运输立法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草案有很多独创性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航运发展对立法的要求。我国《海商法》的修改早已提上日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1999美国COGSA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其中某些规定，使我国《海商法》的修改更加完善，合理，可行。笔者选择三部分分析如下：
一 关于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和外国管辖权条款的规定
草案第七条（i）款——外国法院条款第2项和第3项对此分别作出规定。第七条（i）款2项规定：尽管本款适用的运输合同或其他协议中有条款规定，本法适用的争议在外国诉讼或仲裁，该合同或协议的一方可选择在美国合适的地方开始这一诉讼或者仲裁，如果有下面一个或多个条件并存的话：（a）装货港或卸货港是在或拟在美国（b）承运人或接收货物之处或将货物交付给有权接收货物的人之处，是在或拟在美国（c）被告的主营业地或没有主营业地的话，其经常居住地，在美国（d）该合同的订立地在美国（e）该运输合同或其他协议条款规定的诉讼或仲裁地在美国。第七条（i）款3项规定：本款规定不妨碍本款适用的运输合同或其他协议下的索赔的争议各方，在索赔产生后协议通过外国法院诉讼或外国仲裁解决该争议。
关于提单中外国管辖权条款，1995年以前，美国司法界是不承认其效力的，但1995年美国最高院在S.A.V.SKY REEFER一案的审理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承认提单中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从而确认了承运人可以在提单中规定纠纷的仲裁或法院地。该判决结果遭到了货方的强烈反对。[1]作为一种妥协，草案第七条（i）款第3项规定了经双方同意可以在外国法院诉讼或者仲裁。
很明显草案扩大了美国法院或仲裁的管辖范围。那么草案的这种规定是否体现一种世界性的立法趋势和价值取向？还是美国标新立异，在管辖权方面也极尽霸权主义呢？不妨对比其他国家立法。如：加拿大议会于2001年5月通过了海运责任法，该法也包含有类似前述排除外国仲裁（和法院管辖）条款效力的规定，且该法于2001年8月已经生效。再如：澳大利亚早在将海牙规则接受为内国法时，就已增加了一条规定，用以排除去外国诉讼或仲裁的提单的效力。此外，还有新西兰1994年的海上运输法，南非1986年的海上运输法，北欧四国（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的海商法，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法律规定，即只允许在本国仲裁或者诉讼，而不承认提单中载明的到国外仲裁或者诉讼的条款的效力。[2]另外，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已经通过拒绝接受将提单中的这种仲裁条款视为当事双方的协议而作出了一个保守的姿态。此外，“最高法院”还认为，这种条款旨在减轻承运人的责任，根据台湾的“法律”应该是无效的，因此，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将无法促使“法院”中止仲裁程序。[3]由此可见，扩大本国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管辖权，无疑是晚近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趋势。再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分析，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曹建明副院长所言：二十多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支政治素质优良，业务水平精湛的海事法官队伍，审理了一大批海事纠纷案件，审判质量不断提高，裁判结果逐渐得到国际航运业、司法界的认同。[4]那么从法官素质来说，我们是有能力胜任的。另外，我国目前为止共有海事法院十家①，这种规模在亚太地区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我国的海事司法成本是很高的，那么在不违反国际公约义务的前提下，尽量扩大法院的管辖权，恐怕才能使成本与收益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毕竟司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要讲究资源的最大利用的。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曾经提出要在2010年以前把我国建成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海事司法中心，而且还要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确立中国在国际海事司法中心中的一席之地。[5]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管辖权方面则应当仁不让。再者，扩大管辖权的益处，这不仅体现在外汇创收方面（笔者认为在国际层面不应羞于言利），而且会给海事法官和律师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和锻炼，更好地培养出国际性法律人才，这样才与我们海运大国地位相称②。最后，扩大管辖权有利于保护我国货主利益，尤其是现在国内能源紧张，中国大量进口各种能源，货方利益日益重要，而无辜的提单受让人去国外诉讼或仲裁，那是困难重重的事情。其实１９９９美国COGSA的背景，正是美国高等法院S.A.V.SKY REEFER一案判决出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国内一片哗然、指责，货方利益集团意识到修改1936年COGSA的急迫性，试图通过修改法律来抵消此判例的影响。[6]
我国《海商法》并未明确规定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的效力。关于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效力，笔者认为从逻辑上应该有仲裁协议的效力，因为托运人直接从承运人处接受了提单，其对仲裁条款是明知的，如果托运人在与承运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时没有对提单条款提出异议，应该视为接受条款约定，除非托运人能证明他与承运人之间有相反的协议存在，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事先并不知晓提单的具体内容，双方未达成合意。所以提单中仲裁条款对承托双方应该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当提单转让到善意第三人手中，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效力如何呢，是否应该和提单一起转让呢？参照上文所述扩大管辖权之必要，并且考虑保护我国货方利益考虑，应该否定其效力。因为实践中提单中规定的仲裁地多为国外仲裁机构，据估计，中国的海事有多达70%-80%或相当数量的商品买卖有伦敦仲裁条款。[7] 而反观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受案量，历年来都徘徊不前。从遵守公约义务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也不违反《纽约公约》，因为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提单这类仅由单方签署的单证或文件可构成所谓“书面协议”，同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或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可随合同或提单的转让而转让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对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8]
关于提单中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因为其有使承运人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的可能性，世界上承认海牙规则的国家大多都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海牙规则，汉堡规则都规定了承运人最低限度的义务和最大限度的权利，承运人以海牙规则以外的方式解除、减轻其由于疏忽、过失或未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而引起的责任的任何条款和协议均属无效。有人主张“因为提单上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符合国际上普遍承认和广泛采用的协议管辖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的明确规定的”[9]，因此提单上法院管辖权条款应当有效。但是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提单的特殊性,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就承托双方而言,托运人在租船订舱时,可以就签发何种提单和承运人协商,也可对提单条款提出修改,或者另与承运人签订与提单内容相反的管辖权协定.再者由于各航运公司的提单格式一般都是公开的,托运人事先可了解其内容,因此,只要托运人不提出异议,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如仲裁条款一样,在承托双方有效.但是当提单从托运人处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如仲裁条款一样，提单受让人不可能就签发何种提单同承运人进行协商，也基本不可能在提单之外同承运人另达成协议，因此，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在承运人和提单受让人之间很难说是双方合意。正是由于提单管辖权的这种特殊性，很难说可以不区分提单是否从托运人处转让，统一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1996年《宁波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关于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适用对等原则，即其他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若承认我国航运公司签发的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我国法院也应该承认该国航运公司签发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但是笔者认为对等原则的适用有很大的实践困难，诚如杨良宜先生所言“由于存在大量的方便旗船舶和班轮经营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最遥远、过时和陌生的诉讼管辖地点在班轮提单中经常可见” [10]，实际上法律公开程度高的发达国家的法律及司法判决之查明尚且难度很大，更何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及司法判决之查明。再者，外国法的的查明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至于外国法院的司法判决则更无奢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商法》修改时，可规定提单中有效的仲裁和法院管辖条款在承托双方原则上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承运人和提单受让人之间，除非提单受让人明确同意，提单中仲裁和法院管辖权条款无效。
总之，正如郭瑜博士所言：“在各种海商合同中适用本国法律或本国标准合同范本以推广本国法律的适用，在诉讼程序中尽量扩大本国有权扣押的船舶的范围以增加在本国的海事诉讼和仲裁，扩大本国法律服务的范畴”这也是海商法中国家利益冲突的表现。[11]
二．有关承运人的权利、责任期间
1999年美国COGSA草案第五条规定了承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其中（b）款对契约承运人，（c）款对履约承运人都分别做出规定。其中（c）款规定如下：履约承运人一一在以下期间内,履约承运人须承担义务和责任,并有权享有权利和免责：(1)界于其接收或接管运输合同项下的货物时起至其不再控制该货物时止的期间;和(2)其参与运输合同所计划的行为的任何其他时间。而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本章对承运人责任的规定，适用于实际承运人。但是在《海商法》的其他条文中并没有规定承运人于实际承运人承担的责任的区别，那么，根据文义解释方法，并不排除第四章其他有关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也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即使货物并不在实际承运人的控制之下，但这肯定与立法者设计实际承运人制度的宗旨以及实际承运人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不符合。因为实际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乃在于其运输货物的行为。因而我们可以借鉴上述草案的规定，将实际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届定为其接受运输合同项下的货物至不再控制货物为止。另外，上述我国《海商法》第六十一条并没有规定实际承运人的权利，其他条文也没有作出规定。这明显不符合法理，对于某一主体只规定责任和义务，而不规定其权利和利益，似乎只有刑法等公法才会如此，而根据海商法的立法精神，这种规定显然是立法的缺位。
另外，关于承运人的管货义务和责任期间，1999年美国COGSA草案第六条--承运人和船舶的义务（b）款规定：接收、搬移和交付货物--承运人(如第二条(l)所定义的)应当妥善且谨慎地接收、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卸载和交付货物。第二条-定义-（a）款第8项规定：货物运输一一"货物运输"包括承运人接收货物时起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有权接收货物之人时为止的期间。对比我国海商法第四十八条：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第四十六条：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前款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就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在装船前和卸船后所承担的责任，达成任何协议。对比可看出，我国《海商法》并没有规定承运人接受货物和交付货物这两个重要环节，责任期间的规定也区分集装箱和非集装箱而有所不同，对于非集装箱规定承托双方可自由达成装前卸后条款。这种规定显然受《海牙规则》的影响，《海牙规则》中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负责的期间为从货物装船时起至货物卸船止的一段时间，即通常说的“钩至钩”原则，如果货物的灭失或损坏发生在装船前或卸船后，承托双方可达成任何协议。由联合国贸发会制定的《汉堡规则》对《海牙规则》进行的彻底修改，其宗旨在于实现承托双方合理的风险分担，其中对承运人责任期间规定为接受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其实《海牙规则》作出的上述规定也是迫不得已，海牙规则制定委员会主张，这种规定是出于两种原因考虑：一是《海牙规则》的因海上特殊风险而产生的特殊责任制度应仅适用于海上运输期间；二是各国对国内陆上作业的规定千差万别，存在着各种交货、提货方式及责任制度，不便于统一。[11]再从《海牙规则》的产生背景考虑，起产生正是基于限制合同自由，改变提单上免责条款无边的状况。由此观之，公约的本意在于装前卸后条款由各国自己立法给予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放任自流。实际上晚近各主要航运国家立法，如1994年挪威海商法典第262条、1994年瑞典海商法典第14条、1998年德国商法典第422条、1993年意大利航海法典422条、1999年俄罗斯商船航运法典第166条以及UNCITRAL运输法草案均对承运人责任期间规定为自承运人接受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13]再从海运风险来说，如果说《海牙规则》产生时，航运业仍然是冒险业，但上世纪50年代以后，航运安全大为改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航海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海运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方仍承担过重的风险显然及不公平。实际上，承运人由于有严密的组织性，利用其优势地位以及货主缺乏经验，在提单的“装前卸后”条款规定其对“装前卸后”的货损货差不负赔偿责任，这显然完全背离了过失责任原则。航海过失免责现在都受到猛烈抨击，《汉堡规则》已经予以废除，1999美国COGSA草案也将起放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么，装前卸后一般来说在陆地上进行，陆上风险显然不可如海上风险同日而语，航海过失免责的存在都朝夕不保，“装前卸后”免责条款就更没有其存在理由和根基了，因此适应世界范围内立法发展趋势，我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当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为接受货物时起至交付货物时止。
三 有关无法分清原因的货损的责任承担
草案第九条－承运人和船舶的权利与免责（e）款规定：损失分配（1）一般规定一一如果货物的灭失或损坏部分是因承运人违反义务或者承运人的疏忽或过失造成,而部分是因本条〈C〉款规定的一项或数项免责事项所造成,那么承运人和船舶:（A）—对经要求赔偿的当事人证明是因其违反义务、过失或疏忽所引起的范围的灭失或损坏负责;而（B）对经该承运人证明是因一项或数项免责事项所引起的范围的灭失或损坏则不负责。(2)证据不充分一一如果没有证据能使货物灭失或损坏诉讼中的事实能使法官据以确定(1)项下的灭失或损坏的范围,且承运人或船舶应对该灭失或损坏的不确定部分负责,那么该承运人和船舶的总的责任为该灭失或损坏的一半。对比我国《海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原因和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承运人仅在其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负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对其他原因造成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应当负举证责任。可以看出，我国《海商法》对于货损原因无法区分是承运人免责事由还是负责事由造成时的责任承担，并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的空白，必然会导致司法中的各行其是和混乱，而在航运实践中，由于船舶航运的特殊性，证据容易灭失，许多货损货差究竟是承运人负责事项还是免责事项造成，孰难分清，这种情况下有承运人承担全部责任或者货主承担全部责任都不是公平的做法。再分析我国船货利益比较，２００３年中国（大陆）拥有世界贸易量的５.５%和世界商船吨位（载重吨）的%6.1，可以称为贸易大国和海运大国。[14]虽然晚近的立法趋势是保护侧重货方利益,然而作为海运大国,我国远洋船队的技术设备、管理水平各方面于西方航运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因此促进中国远洋船队的发展，立法具有保驾护航的任务，同时，货方的利益也至关重要，因此19991999年美国COGSA的二分法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
注释
①分别为天津、大连、青岛、武汉、广州、海口、北海、宁波、厦门、上海。
②目前，中国船舶的总吨位已经居世界第四位，港口总吞吐量居世界第一，年进出口货物总值居世界第十位，造船业居世界第三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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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良宜。论提单中的仲裁条款。中国海商法年刊[J]，1991。4。
[11]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12]转引自 Tavaux preparations of the Hague and Hague -visby Rules,p.670.单红军，赵阳，葛延珉.浅析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中国海商法年刊[J]，2002.56.
[13]司玉琢,胡正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条文建议稿、参考立法例、说明[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192.
[14]朱曾杰.《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海上运输回顾》的启示.中国远洋航务公告[J].2005(3).25.
吴星奎，男，中山大学2005级国际法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商法，国际贸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