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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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见不平拍个照 被判聚众参与犯

【案起维权】

成都市民鲍俊生、刘继伟、曾理、杨久荣、曾荣康、徐崇丽、黄晓敏、严文汉、幸清贤、陆大春十人，被乐山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刑罚，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鲍俊生、刘继伟、曾理、杨久荣、曾荣康、徐崇丽等人为实现个人利益，在地处交通要道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大门前和成都“三友百货”大楼顶实施了拴铁链串连身体、呼喊口号，封堵法院大门、悬挂大型条幅、上演“跳楼秀”等方式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被告人严文汉、黄晓敏、陆大春、幸清贤在得知鲍俊生等人的聚众扰乱活动前后，以现场采访、摄影摄像的方式积极配合、呼应，并借助境外相关媒体进行恶意歪曲炒作，扩大影响。以上被告人的行为均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直接造成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和成都“三友百货”的经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导致交通要道堵塞和周边社会秩序的混乱，造成了严重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010年9月28日，一审法院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判处被告人鲍俊生有期徒刑三年，曾理、黄晓敏有期徒刑各二年六个月，杨久荣、曾荣康、严文汉、幸清贤、陆大春各有期徒刑二年，刘继伟管制二年，徐崇丽管制一年。各被告人不服不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5月，二审未经庭审，书式审查后维持原判决。

【路见不平】

2009年2月23日，黄晓敏、严文汉、幸清贤、?大椿四人路经此地，发现有维权上访人群，将了解的事端在网上报道，认为这本是因司法不独立和监督缺失导致的矛盾显现，访民们感觉对司法失去信心，导致当天的群体事件。
事后参与拍照的人员均被与当天事件的参加者一并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共犯论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零六个月。
据两审查明的事实看，鲍俊生等人的经济纠纷在法院长期未结，刘继伟在庭审中陈述道案子已经长达十多年一直未果，直到2.23事件发生被曝光。
从情理看，鲍俊生等人的行为即便有过激，也属事出有因，由于司法部门利用疏予履行职责，无故将案先错后拖，一定意义上促成聚众上访。黄某、陆某等四人或口述或照相或写成文章公布事件，司法部门不分清红将其一并打成事前无通谋的共犯，实质上是用司法手段封堵客观上确有正当诉求者维权的管道，让更多当事人蒙受不白之冤，这一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的作法，深得广泛质疑和批评。

【质疑审判】

法官作出裁判要严格依照法律和事实，而不是依政策和官员观点以及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忠诚为基础。
世界是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文明的，受宪法保护的；而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蛮的，是各国法律都禁止的。因为有些当权者眼里感觉到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诉诸后者，如果只用强判而缺乏法理透视，这样的裁判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路见不平的人其实是主动遵从了法律，对涉及群体事件的问题加以监督报道，地方官员们应当懂得，这是人们普遍遵从法律的雏形，不仅不该打压，而应当肯定。相反制造或引起群访的失职官员们才是真正违反法律的，正因为他们漠视访民长期生活疾苦的不作为，才使人们切实痛纠的。
如果访民采用古老传统或跪拜青天大老爷的举动习俗之时，也正是他们丧失自己权力的开始。所以，我们认真建言，政府应当首先是法律的奴仆，不可以在高兴时就相当然为所欲为，不高兴时就强势打压，丝毫不及法律意念。
把路见不平者打成罪犯，其实等于当权者要废除妨碍自己的法律约束。法律是循着理性、秩序、正义的名义来规制非正义，区分纵向比较和价值排序，从而将人与人之间、民与官之间、远古与现在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这些区分排序在人们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规则意识，这种意识在正常与反常、正确与?误、善与恶、好与坏之间作出界定和区分，并对反常、错误、邪恶行为予以谴责、排斥、监视、禁锢。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确定、维护权利的手段和形式。民众正是从法律的价值理念中走来，却受到非法的待遇，其心痛之处令人酸楚。

【背离自由】

在法律框架下，民众享有权利的要素之一是受法律保障的自由，作为权利内容的自由，是权利最为本质的属性之一，自由则是权利的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是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且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某人被强迫去主张或放弃某种利益，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路见不平正是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了遏制以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为理由而限制或剥夺权利，必须从权利的主体的角度考虑某些脆弱群体或个人权利，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权利的原则，成都当局打压路见不平者的举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悖离。

【欲加之罪】

近年来，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聚众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探讨，但仍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聚众”的解析从字面上理解“聚”是纠集、召集之意；“众”指多人，综合起来聚众就是纠集或召集三名以上的人。现行刑法中关于聚众的犯罪规定有十四种之多，属于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带有群体性的犯罪。由于刑法在聚众犯罪中强调众多人形成整体，因此聚众犯罪中的聚众不能等同于日常事务中的聚众，不能因人多就自然而然地认定为有聚众犯意，聚众犯罪中的聚众是以犯罪为目的为指向，如果没有犯意的聚众就不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比如多人开会也是聚众，但不能构成犯罪。
聚众可以是事先纠集、召集，也可以是临时纠集。对于临时的聚众，如果存在明确的纠集行为，当然可以认定其实行行为系以聚众的方式实行，对于没有明确召集行为的情况，不可一概认定其属于聚众。如本案当中的后四名被告，事前并无知情，也无被纠集，不应当认定他们行为属聚众。因为，前后两众不属一个团伙，不具有共同的团体倾向和共同意识，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合作默契，因而不要通过推断有拍照就形成聚众犯意。聚众不是聚众犯罪的实行行为，仅是实施实行行为的一种形式。刑法将聚众实行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而未将非聚众形式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从立法精神上看，无外乎是以聚众形式实行的行为，由于参与的人数多、规模大，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达到作为犯罪予以严厉惩治的程度，除此之外恐怕无法解释刑法对聚众行为与单个行为作区分处理的理由。所以，刑法规定的“聚众”强调的仅是实行犯罪的形式，而不是把聚众作为犯罪实行行为，从聚众行为的功能上来讲，仅是为以聚众的形式实行作准备的活动，这种纠集众人的活动尚不会对公共秩序造成现实的直接损害。

【罪与非罪】

路见不平者不能成为聚众犯罪的积极参与者，刑法将聚众犯罪的主体规定为聚众犯罪活动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
1、“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积极参加者”中的“积极”带有心理评价语义，因此，这里的积极强调的应该是行为人对聚众犯罪活动须持一种热心态度。这种态度上的要求表明刑法规定的精神在于对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参加者，只有具有较大主观恶性才能对其参与的聚众犯罪活动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判定行为人是否为积极参加者时，首先应看行为人对参与的聚众犯罪活动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的，还是经他人邀请或要求而参加的。如果是前者，就表明其对参与聚众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如果是后者，通常就否定其对参与的聚众犯罪活动具有积极性，但如果行为人在他人的邀请或要求下，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或要求，也应当认定其对参与的聚众犯罪活动具有积极性。积极参加者一般是指在主动参加聚众犯罪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属于在共同犯罪中“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从刑法规定“积极参加者”的立法精神上看，其对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参加者是否应负刑事责任，是根据他们在聚众犯罪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观恶性大小、所起的作用大小来考虑的。结合本案，黄、陆等四人即无主观恶性，又无犯罪作用，因此，打成犯罪纯属法外裁判。
司法实践中，分析认定聚众犯罪的主体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犯罪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行为人也会随着其在聚众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发生身份的变化，可能存在着身份上的互相转化或者包容的问题，如原来是“其他参加者”，而随着犯罪活动的发展，他也可能成为“一般参与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认定，对于由轻度行为实施者如一般参加者，就不能拨高按积极参加者对待。
2、聚众犯罪共犯的认定：
刑法规定聚众犯罪活动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均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看，犯罪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形。
在整个案件的罪行不太严重且首要分子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不应认为犯罪。其他积极参加者构成犯罪时应当根据其实际所起作用的大小认定，不应当不加区别地一律认定为共同犯罪。
3、本罪客体要件的理解：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各种依法成立的单位正常的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秩序。侵犯其正常活动的行为情节严重，致使其活动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严重损失，但从本案的裁判理由看，似乎重在考量因黄、陆等四人的行为致使影响扩大，依据证据裁判原则查知，两审以主观断定扩大了影响，则落判罪责，这分明是对刑法及聚众扰序罪的错误解读。
4、本罪客观要件的认定：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分别是本罪客观要件中的行为、情节和结果要素。但该四人的行为并无证据证明存在情节严重、损失严重等结果要素。
“情节严重”属于本罪的客观构成要素，“情节严重”与“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应当从行为人行为意志的坚决程度、动机是否恶劣或卑鄙、参与的人数、行为的手段、行为持续的时间、行为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
5、结果要素的认定：
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是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必须具备的结果要素。“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与“造成严重损失”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构成本罪两者须同时具备。对于“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是指扰乱行为使有关单位的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完全停止下来，而不能进行下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1990年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
（1990）内法经请字第1号、（1990）鲁法（经）函字第41号关于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签订的木材购销合同上写明的“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应视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的特殊约定。青州市法院（宜都现改为青州）和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都有管辖权。鉴于双方当事人均不在青州，合同又未实际履行，海拉尔为合同的签订地，又系被告所在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指定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寿光县人民法院应当将此案移送海拉尔市人民法院。

附一：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1日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争议，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且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故此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根据有关规定，我院与山东省高级法院进行了协商，未成。因此，特向你院报告此案情况，请求你院指定管辖。
1990年3月27日

附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审查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于1988年11月19日受理了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同年11月30日寿城物资公司又起诉到山东省寿光县人民法院，寿光县法院也立案审理。对此案管辖问题，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经与寿光县人民法院协商未成，报告我院。经我院审查，研究认为：此案应由海拉尔市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于1989年9月30日致函山东省高院，进行协商。山东高院于1989年12月15日复函我院，认为寿光县法院管辖审理此案并无不当。海拉尔市法院于1990年2月21日报请呼盟中院请求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呼盟中院遂于1990年2月24日向我院上报了“关于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指令管辖的请示报告”并请求我院报请最高法院指定管辖。
二、审查情况
（一）关于合同的签订地问题
1988年1月26日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业务科长王继民持所在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来海拉尔市，于同年2月9日在海拉尔市一工业供销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于2月10日经海拉尔市公证处依法公正。
关于合同签订地，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在海拉尔市签订。
（二）关于合同的履行地问题
呼伦贝尔盟两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也在海拉尔市。理由：
1．合同明确规定“需方来人监装验收”明确了产品所有权转移地。
2．木材是国家规定的代运制，故应以产品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山东省二级法院认为：合同履行地在山东。理由：合同规定“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系送货制），故应确认合同的履行地在山东省。
经审查：双方当事人于1988年2月9日所签合同规定：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ｍ3 单价430元，总款数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监装验收，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宜都站；到货地点：山东省济南局宜都站；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关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精神，我们又专门走访了呼铁局及内蒙古林业局，查实：本案的落叶松原木属国家木材资源，根据林业部林发（护）（1985）41号文件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发（1983）215号文件规定：林区发出的木材，除国家统一调拨的以外，必须持有木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而内蒙古自治区对大兴安岭林区各林业企业及呼盟、兴安盟所属国营林业局生产的木材运输要求是必须持有主管部门的调拨通知书或调拨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运输。简而言之，本案的木材运输，也必须按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送货。因此根据前述最高法院批复，该案合同的履行地为产品的发运地，即内蒙古自治区。
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此案合同是送货制，故产品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忽视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所限定的“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送货办法范围的”。
再者，合同明确的交货地，到货地均为济南局宜都站，退一步讲履行地也不在寿光县。
三、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山东省高院是根据寿光县法院的报告认为此案应由寿光县法院受理，而寿光县法院认为此案应由他们继续审理的理由是：
1．海拉尔市法院收到的起诉状，是原告业务员在未取得原告法定代表人授权，基于其他原因递交的；
2．此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起诉条件，不能作立案受理；
3．海拉尔市法院在接到诉状后未在7日内作出立案决定；
4．海拉尔市法院要将此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是不当的。
就此，我们认为：此案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市，故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海拉尔市法院管辖。
至于原告在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及海拉尔市法院在受理上手续是否完备等问题，属工作程序问题，不能以此为据否认海拉尔市法院对本案享有的管辖权。也不影响寿光县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审理。
关于寿光县法院提出的，此案海拉尔市法院要与另一经济案件合并审理不妥的问题（即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已于1989年11月3日明确批复呼盟中院将两案分案审理。
四、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1988）20号批复，及木材运输方面的有关规定，海拉尔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享有管辖权。
鉴于此案我院与山东高院协商未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精神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特此报告。
1990年3月21日

附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寿光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管辖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你院1990年5月8日转来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地域管辖问题的请示报告》材料，我院收悉。关于我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问题，我院责成寿光县法院写出报告。我们认为寿光县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现将寿光县法院的报告呈上，请审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指定管辖。
1990年6月5日

附四：寿光县人民法院关于山东省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问题的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法院提出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购销木材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的问题，现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988年2月9日原、被告签订购销木材合同一份（附合同书）合同规定：海拉尔工业供销公司供给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落叶松原木2000立方米，单价430元，总货款860000元，质量标准：执行林业部原木标准；验收方法：需方来人验收检装，按林业部门规定验收；包装规定：供方负担全部；运输交货方法：供方保发到站；交货地点：济南局益都站（双方对交货地点有特别约定），实际交货地点为寿光站（附益都火车站证明）；货款结算：每月5日前款到报请下月运输计划；违约责任：双方如有违约，按成交额10％处罚罚金。合同签订后，因供方不执行合同，双方发生纠纷。
二、我院受理该案的情况
1988年11月30日原告向我院提出起诉（附11月30日诉状），我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合同的交货地点双方有特殊约定，履行地为济南局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决定受理此案，于同年12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并预收了案件受理费（附我院受理案件通知书，预收案件受理费单据，立案审批表）。
我院受理该案后，委托海拉尔市法院向被告代为送达法律文书，海拉尔市法院复函我院“被告拒收，将该案与另一个案件合并审理”，将我院委托送达的法律文书全部退回。（附海拉尔法院信函）
三、海拉尔市法院要合并审理的另一案的情况
原告业务员王继民、程晓波于1988年9月2日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业务员曲根全（实为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员均相同）在哈尔滨签订木材购销协议一份（附协议书，协议签订时间为9月2日，兴海贸易货栈诉状上写的是8月27日与协议签订时间不符）协议规定：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供给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白松原木500立方米，价格550元，由供方办理铁路运输手续，发运到需方指定地点（即山西省临汾、山东省桓台）铁路费用需方负担，于1988年9月15日发完，双方在哈尔滨验货，款货两清。协议签订后，曲根全将货款28万6千元汇给与原告有业务关系的哈尔滨电控厂帐户上，但因其他原因，致使协议未能履行，原告将木材发回潍坊三车（附证明）其余退货，曲根全要求退回货款，王继民、程晓波提出前一合同欠款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为此，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联合办案组将原告两业务员在1988年11月7日、11月11日以诈骗罪分别拘留，羁押在哈尔滨（附哈尔滨看守所证明），晚上关押，白天将业务员提出为其追款，追回货款8万6千余元，1988年11月15日将程先行放出，将王继民作为人质带回海拉尔市，继续拘禁在招待所内，后转收审。程晓波为证实王继民不属诈骗而确有经济纠纷，在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用自带加盖公章的空白信笺，于1988年11月19日向海拉尔市法院、公安局递交了当事人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无诉讼标的额的诉状（附11月19日诉状）。海拉尔市法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作出明确答复，至今原告也未收到立案受理决定书。王继民被带回海拉尔后先拘禁在海拉尔招待所，后关进看守所，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多次向有关单位控告反映，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给予协调未成（附最高人民检察院信函）。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以王继民确有诈骗行为，但被收审人王继民所在单位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有经济纠纷，解除了对王继民的收审（附决定书），将案件移送给不具有管辖权的海拉尔市法院。我院委托海拉尔市法院代为送达寿光县寿城物资供销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法律文书时，海拉尔市法院才声称两案合并审理。
四、该案应由哪个法院受理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认为该案应由海拉尔市法院受理，其理由是：
1．原告寿城物资供销公司向海拉尔市法院起诉在先。
2．该案的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海拉尔，只能由海拉尔法院管辖。
我院认为：
1．合同的交货地点是双方在合同中特殊约定的，履行地为济南益都站，实际为寿光站，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履行地的有关批复，我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2．原告业务员向海拉尔法院递交的诉状是未经法人代表授权委托的情况下递交的，后也未经过法定代表人的追认（附原告证明）是无代理权限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根本提不起民事诉讼，起诉在先无从谈起。
3．寿城物资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有委托书委托王继民，但没有委托程晓波代理解决纠纷，海拉尔市法院所持的法人委托书和诉状足以看出，委托书是委托王继民，不是程晓波，更说明程晓波无代理权，况且王继民的授权委托书是海拉尔市公安局搜去后移送给法院的，不是王继民主动递交的。
4．海拉尔市法院所持原告的诉状，当事人不明确，没有诉讼标的额，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亦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根本不符合立案原则。
5．海拉尔市法院就是接到无代理权人递交的诉状后亦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在7日内作立案决定，而我院1988年12月2日受理的案件，海拉尔市法院曾代为送达法律文书，并回函称与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移送的该院无管辖权的案件合并审理，显然，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并没有受理。
6．海拉尔市公安局于1989年1月30日将第二起纠纷移送给海拉尔市法院，该纠纷的协议签订地是在哈尔滨，履行地是山西的临汾、山东的桓台（附王继民、程晓波的询问笔录）海拉尔市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应该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
7．我院对第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并且已在审理中，应由我院继续审理。
8．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了便于审理、便于执行，第二起案件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我院对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诉海拉尔市工业供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享有管辖权，应由我院继续审理，对于海拉尔市兴海贸易货栈诉寿光县寿城物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海拉尔市法院应移送我院审理。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199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