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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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精神卫生条例
（2006年8月24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12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提高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精神卫生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精神卫生工作，是指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精神卫生服务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心理健康促进，是指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策略的制定及实施、对公民进行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心理问题与心理危机的处置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感知、情感、思维、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
第三条 精神卫生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精神卫生工作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长。同时，应当建立健全精神疾病患者生活、医疗救助机制。
第五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精神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精神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
民政、公安、司法、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人事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精神卫生工作。
残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群众团体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协助做好有关精神卫生工作。
第六条 精神疾病患者有获得精神卫生服务的权利，有依法参加和享受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的权利。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疾病患者。禁止非法限制精神疾病患者的人身自由。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第七条 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在入学、考试、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聘用合同期内，其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在待遇和福利等方面不得歧视。
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有权参加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病愈后，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残联应当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和推荐就业服务。
第八条 从事精神卫生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善工作条件，加强职业保护，保障精神卫生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理解和关怀精神疾病患者。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精神卫生工作提供志愿服务，对精神卫生工作进行捐赠。
第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给他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其本人及监护人确实无力承担赔偿责任的，受害人可向市、区、县（市）人民政府申请补助，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章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将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卫生服务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功能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掌握精神疾病流行情况、疾病负担和公民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
第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了解本行政区内公民的精神疾病患病情况。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本行政区内的精神疾病患者建立档案、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定期随访，并根据病情需要，协助或督促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
第十三条 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有条件的可开设精神科门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根据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及其他精神卫生服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对非精神科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促进心理健康和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设立社会福利性质的康复机构，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康复场所。康复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登记，其建设、维护和管理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共同承担。
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指导康复机构开展精神疾病康复治疗。
第十六条 心理健康咨询机构依法进行登记后，按照执业规范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设立营利性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应当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设立非营利性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执业规范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
第三章 心理健康促进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心理健康促进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
各单位应当重视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促进工作，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重视居民、村民的心理健康需求，做好心理健康促进工作。
公民应当了解精神卫生知识，参与心理健康促进活动，保持和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十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宣传预防精神疾病的意义，普及精神卫生知识。
残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群众团体应当参与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帮助公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精神卫生的公益性宣传。禁止损害精神疾病患者形象和歧视精神疾病患者的报道。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心理危机干预列入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协调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市、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订心理危机干预预案，并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业务培训。
卫生、民政、公安、司法、教育、城管执法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组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或者配备心理辅导人员，开展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降低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精神疾病发病率。
第二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教师、校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能力。
学校应当结合素质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计划，配备心理辅导人员，对教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第二十二条 妇联、妇幼保健机构应当开展妇女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加强对妇女孕产期和更年期的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工作。
老年人工作机构应当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加强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工作，逐步建立老年性痴呆干预体系。
残联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残疾人的特点，参与和开展残疾人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第二十三条 民政部门在抗灾、救灾中，应当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受灾人群心理健康促进活动，防止因受灾诱发精神疾病。
第二十四条 公安、司法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监管场所的人民警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监管场所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为被监管人员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第四章 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和权利保护
第二十五条 精神疾病患者在患病期间，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送其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并可以请求精神疾病患者所在单位、公安机关、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供帮助。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当创造条件，方便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
第二十六条 精神疾病的诊断应当按照国家现行的医学标准作出。国家现行医学标准中没有列出的精神疾病，参照国际通行的医学标准作出诊断。
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其所在单位对首次诊断为精神疾病患者有异议的，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一个月内由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复核。
对经诊断复核未能确诊或者对诊断复核结论有异议的，进行诊断复核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组织三名以上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会诊。
第二十七条 与精神疾病患者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其进行诊断、诊断复核和会诊。
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得为同一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诊断复核和会诊。
第二十八条 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住院治疗的，应当提出医疗保护住院治疗的医学建议。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根据医学建议决定住院治疗；监护人坚持不住院治疗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第二十九条 精神疾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行为，或者有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经法定程序鉴定精神疾病患者事发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将其送往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实施强制住院治疗，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入院手续。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精神疾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疾病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行为，或者有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应当向事发地公安机关报告。
精神疾病患者强制住院治疗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通信、受探视权利受法律保护。因病情或者治疗需要有必要对其通信、受探视的权利加以限制时，精神科执业医师应当征得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并记入病历。
第三十一条 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有权了解病情、诊断结论、治疗方案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权要求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诊断结论。
第三十二条 需要精神疾病患者参与医学科研活动或者接受新药、新治疗方法的临床试用时，医疗机构或者科研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说明医学科研、临床试用的目的、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医疗机构或者科研机构应当书面告知其本人，取得其本人的书面同意；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医疗机构或者科研机构应当书面告知其监护人，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第三十三条 需要为精神疾病患者施行精神外科等特殊治疗手术的，医疗机构应当组织三名以上具有主任医师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会诊，经医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书面告知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特殊治疗手术可能产生的后果，取得其本人或者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精神外科等特殊治疗手术由三级医疗机构施行。
第三十四条 因治疗需要或者防止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等意外，需对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暂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决定，在病历中记载和说明理由，并按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定后，应当及时解除保护性约束措施。
禁止利用约束措施惩罚精神疾病患者。
第三十五条 未经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不得对其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其有关的视听资料。因学术交流等需要在一定场合公开精神疾病患者病情资料的，应当隐去能够识别其身份的资料。
第三十六条 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经治疗病情好转或者康复的，经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可以出院的，应当办理出院手续。
精神科执业医师认为精神疾病患者不宜出院而其本人或者监护人、近亲属坚持出院的，医疗机构应当告知不宜出院的理由，并记入病历。
根据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接受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经三名以上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可以出院的，不得出院。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发现接受医疗保护住院治疗和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擅自离院的，应当立即寻找，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精神疾病患者行踪不明的，医疗机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公安机关发现擅自离院的精神疾病患者，应当及时通知其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并协助将其送回医疗机构。
第三十八条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
农村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应当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
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精神疾病患者，由民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收治，其医疗费用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服现役期间患精神疾病的人员退伍、转业后，其精神疾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医疗费用按规定减免后支出仍有困难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申请医疗救助。
接受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章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和康复
第三十九条 经诊断精神疾病患者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自知力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可以根据病情和治疗需要提出对其进行医疗看护的医学建议。
前款所称自知力，是指对自己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及病态行为的认识、理解和作出恰当表述的能力。
第四十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人由其近亲属担任。精神疾病患者经法定程序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医疗看护人由其监护人担任。
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不具备医疗看护能力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承担医疗看护职责，但非自然人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妥善保护精神疾病患者，避免其因精神疾病伤害自身、危害他人或者危害社会；
（二）根据病情和医学建议，确保精神疾病患者接受门诊或者住院治疗，协助办理入院或者出院手续；
（三）协助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或者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四十二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人可以请求其他具备医疗看护能力的近亲属给予协助。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看护人可以请求康复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的医疗机构及其精神科执业医师提供专业指导，可以请求卫生、公安、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供帮助。
第四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为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
医疗机构、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帮助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训练。
第四十四条 康复机构应当安排精神疾病患者参加有利于其康复的劳动、娱乐、体育活动，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鼓励企业将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产品提供给康复机构生产。
第四十五条 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应当创造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家庭环境，在治疗、生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十六条 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康复机构应当向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监护人、近亲属提供康复知识和康复方法的指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未经登记擅自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的，由工商、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心理健康咨询机构未按照执业规范开展活动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安排不符合要求的执业医师进行精神疾病诊断、诊断复核、会诊，或者未及时进行诊断复核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安排精神疾病患者参与医学科研或者接受新药、新治疗方法临床试用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擅自为精神疾病患者施行精神外科等特殊治疗手术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随意对精神疾病患者采取约束措施，病情稳定后未及时解除约束措施的，或者采用约束、隔离措施惩罚精神疾病患者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经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播放与精神疾病有关的视听资料，或者因学术交流等需要在一定场合公开精神疾病患者病情资料时未隐去能够识别其身份资料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精神疾病患者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致使精神疾病患者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
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乡市人民政府网站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新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２５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望遵照执行。
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新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政府合约监督管理,诚实信用地签订、履行合约,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政府合约指市级行政机关、市财政全供或差供的事业单位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市属国有独资企业(含市政府投资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及市属国有企业(含国有参股、控股企业)破产、改制中涉及的国有产权处置合同等。
第三条政府合约起草、审查、谈判、签订、履行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坚持事前法律风险防范、事中法律过程控制、事后法律监督和补救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统一归档、全程管理、归口监督制度。
第五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合约办)负责政府合约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合约办作好监督管理工作。合约承办单位(以下简称承办单位)应当按照合约办的要求,积极配合做好合约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合约缔结管理
第六条政府合约缔结实行分类管理、分级报批制度。
第七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签订的国有资产转让、出租、抵押合约等,承办单位起草好合约正式文本后,报经合约办审查同意方可签订。
第八条需政府批准的国有企业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国有产权转让等事项涉及的政府合约,承办单位起草好合约正式文本后,交合约办审查提出法律意见,报市政府批准方可签订。
第九条国有独资企业(含国有独资类政府投资公司)签订的出资额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下的政府投资合约,应当经企业决策机构审查批准方可签订;出资额１０００-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政府投资合约,经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审查批准方可签订;出资额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政府投资合约,经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审核后,交合约办审查提出法律意见,报市政府批准方可签订。
国有持股企业(含国有持股类政府投资公司)签订的投资合约,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和《组建方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承办单位报请合约办审查时,应当一并报送以下材料:
(一)合约正式文本;(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三)签约审批材料;(四)与签订合约有关的其他材料。第十一条合约办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一)缔约相对方的主体资格及其履约能力;(二)合约文本格式及用语;(三)合约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等。必要时,合约办可直接或委托对缔约相对方的资质、资产实力、商业信用、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进行调查;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管理性问题,情况复杂的,可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合法性评估和论证,出具法律意见书。
合约办应在收到合约正式文本及相关材料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需调查、评估和论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
第三章合约履行监督
第十二条实行政府合约备份档案管理制度。合约签署后,承办单位应于５个工作日内将合约意向书、合约文本、签约审批材料、合约单位来往函电、会谈纪要等文件材料及相关资料收集齐全,登记造册(一式两份)后,移交市档案馆统一整理归档、安全管理,并按合约约定进度及时收集移交合约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材料(会计凭证提供复印件)。同时报送合约办一套复印件,本单位保存有关副本或复印件。
第十三条实行合约履行书面提示制度。合约办应于合约约定履行期限届满前１５个工作日,书面提示承办单位,督促其及时行使权利、主动履行义务或催告相对方履行义务。
第十四条实行合约履行监督指导制度。承办单位应按合约约定进度向合约办书面报告主要权利义务履行情况;发生情势变更、相对人资产经营状况变化等特殊情况的,应当随时报告。合约办根据报告指导承办单位正当行使权利,监督其诚实履行义务、及时兑现各项承诺。
第十五条实行合约履行预警制度。当出现不可抗力阻碍实现合同目的、合约依据的法律政策修改或废止、签订合约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相对人财产状况恶化、丧失商业信誉或出现丧失、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其他情形,相对人预期违约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合约履行的风险的,承办单位应当随时报告合约办,由合约办及时向市政府提交预警报告,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并指导承办单位及时行使合约解除权、不安抗辩权、违约责任请求权等法定权利。
第十六条实行合约履行定期报告制度。合约办应当每季度将政府合约的履行情况、合约争议及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及时查找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书面报告市政府。
第四章合约争议解决
第十七条实行合约争议归口管理制度。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政府合约争议需调解、和解或协调处理的,由合约办负责组织承办单位拟定谈判方案,审定变更、调解、和解协议;需仲裁、诉讼及执行的,由合约办负责委派人员代理。
第十八条国有企业、政府投资公司的政府合约争议,由承办单位负责处理;需签订变更、调解、和解协议的,应当按缔约程序报经审查后方可签订。承办单位应当及时将合约争议处理结果报合约办备案。
第五章对外合作合约特别规定
第十九条与市外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签订的对外合作政府合约,除适用合约缔结、履行的一般规定外,还适用本章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条实行对外合作合约签订特别批准制度。承办单位签订对外合作合约的,其正式文本必须经合约办审查,报经市政府同意后方可签订。
第二十一条实行对外合作合约跟踪管理制度。合约办应明确专人,跟踪监督每项合约的履行情况、政府鼓励投资优惠政策及政府对特定项目承诺的兑现落实情况等,直至合约履行完毕。
第二十二条实行对外合作合约履行随时报告制度。对于承办单位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即将到期经书面提示仍不即时履行及行政机关不兑现有关政策和承诺的,合约办应根据需要随时向市政府报告情况。
第六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三条组建市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库。承办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从法律事务专家库中聘用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处理政府合约事务。报请合约办审查的政府合约,应当聘用入库专家处理。
合约办应加强对入库专家的监督管理,切实规范专家执业行为。
第二十四条合约办处理政府合约事务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列入专项资金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二十五条合约办将政府合约监督管理情况纳入市依法行政目标管理的考核范围,考核结果作为市政府对各部门及其行政首长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六条加强政府合约监督管理的行政协作和监督监察。
违反合约缔结管理制度,未经审查私自签订合约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财政部门不予拨付财政资金、收缴应上缴的财政收入或者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有关行政机关不予办理相关手续,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合约履行监督制度,不及时移交合约资料、不定期报告、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及有其他违约情形的,由合约办移交市监察部门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提请市政府对其行政首长进行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加强合约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合约监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政府集中采购合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约由市财政部门、国土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市财政部门、国土管理部门比照本办法制定。
市财政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应当每季度将其监督管理的政府合约履行情况、合约争议及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书面报告市合约办。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发布前已经生效尚未履行完毕的政府合约,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库管理规则
附件
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库管理规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库的管理,规范专家执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根据《新乡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政府法律事务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由具备本规则规定条件的专家组成。
专家库由市政府合约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合约办”)负责组建。
第三条专家库实行“统一条件、公开选择、资源共享、权责一致”的管理办法。
第四条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能够认真、公正、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二)具有法律专业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律师执业证书或法学教授专业技术职称;
(三)从事律师工作满１０年,精通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政策,具有丰富的法律事务执业经验;
(四)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政府法律事务工作。第五条合约办应当在报纸或网站公布专家库入选需求信息与选任条件,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择入库专家。
第六条凡具备第四条规定条件的专业人员,均可向合约办提出书面申请,并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一)学历证书、专业资格证书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个人执业情况证明;
(三)所在单位出具的评荐意见。
第七条合约办对申请人进行遴选时,应当根据需要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专家的意见。
对符合条件的,决定入选专家库,由市政府颁发《政府法律顾问证书》,并予以公布。
第八条所有政府法律事务均应从专家库中选择承办专家。
第九条承办专家应当认真履行职责,积极、负责地参加磋商谈判、文书拟定、诉讼代理及其他法律活动,依法、独立出具法律意见,并就其法律意见按约定承担责任。
第十条承办专家与法律事务相对方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第十一条承办专家应当严格遵守保守秘密的约定,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处理政府法律事务中所获知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信息。
第十二条受委托处理具体政府法律事务的,承办专家有权按约定获取报酬。
受委托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政策制定的,承办专家有义务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合法性及可行性评估论证或其他法律服务。
第十三条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制度。合约办每三年对入库专家复审一次,符合条件的可以继续选任。
第十四条入库专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合约办取消其入选专家库资格,收回《政府法律顾问证书》,并予以公布:
(一)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不认真履行职责行为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参与处理无偿政府法律事务两次以上的;
(三)与政府法律事务相对方存在利益关系,应当回避而未主动申请回避,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
(四)泄露在处理政府法律事务过程中获悉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情况的;
(五)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影响职责履行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初探
沈思言 王羽
[摘要] 作者在卫生部学习期间发现我国当前的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医师和患者的权益保护需要引进或开发新的解决机制——医师责任保险。作者在文中对医师责任、医师责任保险的概念作了阐述，进而对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途径和几个主要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虑和分析，并提出尝试性的建议。以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基本的理论性基础。
[关键词] 专家责任 医师责任 医师责任保险
导言
生命健康权为一个自然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当人们有了疾病往往求助于医师，若是因为医师的过失行为，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而没有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反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患者的身体和精神损伤乃至剥夺了患者的生命，那么，患者的权利就呼唤着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和救济。
然而，医学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侵袭性和高度风险性的科学，人类自身组织器官、疾病发生的原因研究都具有未知性，人类个体的组织器官存在差异性，以致医师在当前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是死了最为积极的医疗行为，仍不可能保证总能达到预期的治疗结果。有时候当病人达不到治疗期望时，就会向医院或者医师提出赔偿要求，无论要求是否合理，得不到满足时往往会产生医疗纠纷乃至恶性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医疗纠纷的发生显著增加，据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进行调查，近3年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金额为10.81万元，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总金额为92万元。2000年湖北省发生一起龙凤胎脑瘫患儿诉医院护理不负责案，医院被判赔286万元，更是令国内所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震惊。从某种角度上说，医方和患方都是医疗行为的受害者。如何能使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切实保护和救济，同时又使医师的不可避免的职业风险得到合理的转移，以解决日渐突出的医疗纠纷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在原有的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方式和途径。
一、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含义
什么是医师责任
要了解此概念，我们首先要了解专家责任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专家，是指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得到执业许可或资格证书，并向顾客或者当事人提供专门服务的人。依此标准，专家及其执业活动一般都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受过国家所认可的某一方面的专门职业教育和训练（如高等学校的医学、法学教育）；（2）具有由国家的专门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业协会所颁发的从业执照（如律师的执业证书、注册会计师证书）；（3）他们以其专业知识和执照向社会上的当事人或者顾客提供智力性的专业服务，并从中收取报酬或者其他类似的回报；（4）与其所服务的对象即顾客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别的信赖关系。
在我国目前阶段，专家主要包括（1）律师；（2）医师（医生、护士、在医疗部门从事技术工作的其他专门人员）；（3）注册会计师；（4）建筑师；（5）公证人；等等。
专家责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是指具有特别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执业）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医师责任是一种专家责任。
从法理的角度说，医师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即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合法性等。但是在法律上作为平等主体的一方当事人——医师，因其受过国家所认可的专门的医学教育，具有医学的知识和技能，与另一方当事人——包括患者与健康者（如要求医疗美容健康者），因专业知识的严重不均等，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患者在法律上本应当平等的医患关系中实质上处于了弱势地位，依“公平”的理念，医师对其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行为（Negligent Acts）、错误（Errors）或疏漏（Omission）或业务错失（Malpractice）致接受医疗方遭受损害，除因属职务行为而由所在医疗机构进行赔偿以外，其本身作为与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公众相对应的专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负有医师之专家责任，对患者进行赔偿。
什么是医师责任保险
医师责任保险为台湾的称谓方式，我国大陆目前称之为医师职务责任保险，西方称为医疗过失责任保险（Medical malpractice Insurance）或专家责任保险 (Professional Liabiliaty Insurance)，是责任保险史上最为现代的一个险种。所谓医师责任保险，就是指被保险人（医师）在执行医师业务时，因为过失行为（Negligent Acts）、错误（Errors）或疏漏（Omission）或业务错失（Malpractice），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病人体伤或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医师）负担赔偿的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的时候，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医师）负赔偿的责任。
医师责任保险不同于医疗责任保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迥然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医疗机构。因为我国也没有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个别保险公司尝试设立了医疗保险条款，并且将医师责任也包含了进去。如：2000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申报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医疗职业保险条款。其保险对象是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的医疗机构及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的医务人员。
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并非新创，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均有相应的制度，并已经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实践证明实行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在学理上通过找到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契合点达到对侵权行为法理论探究和完善；在实践中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对患者权利的救济、医师职业风险的转移、降低医疗纠纷成本、提高解决医疗纠纷效率等问题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借鉴、研究和学习。
二、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完善原有的赔偿主体定位和赔偿机制的不科学，实现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
原来的医疗过失赔偿，在民法理论上将医师的医疗行为视作一种职务行为，责任主体是医师所在的医疗机构，医师并非责任承担的主体。虽然有些医疗机构赔偿完毕后会向主要责任医师追偿，但这属于基于二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内部的纪律约束，并非将医师视作拥有独立的责任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原有的医疗损害赔偿的主体定位是不尽科学和完善的，通过以上我们对医师之专家责任的性质分析，医师因其所具有的专家属性应当同时成为与所在医疗机构并列的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在法学理论上有了科学、清晰的界定，为法律创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为实践中的制度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
另外，医疗机构独立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其他的分担机构或者风险转移方式，这无论对国家、医疗机构本身、患者乃至整个医学科学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国目前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都属公有制性质，其资产是国家资产，如果完全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持续下去将会造成国有财产的严重流失；其次，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医疗纠纷越来越多，而且索赔数额也越来越大，很多的医疗机构无力承担；再次，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医师为求减少医疗纠纷的危险，本可以直接人为判断的结论都转由通过机械设备的检查来最终决断，使得诊疗费用不必要升高，最终承受经济损失的还是患者；最后，从医学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医疗机构为避免医疗纠纷赔偿，很多新的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不敢尝试创新，这会严重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
如果建立和实行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就会首先明确了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无形中从赔偿这个环节又对医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切实的高要求，对业已合格的职业医师，可促使其提高责任心（在国外，医生每出一次错，保险公司就会相应提高其医疗职业保险费用。那些屡屡出错者，最终将走下手术台），还会促使医师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尽到最大注意义务及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可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对医患双方都有利；而医疗机构和医师的赔偿额大部分由保险机构承担，又减轻了医疗机构和医师的经济压力，同时，患者届时直接向保险机构求偿，减少了医师和患者因陷于医疗纠纷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
（二）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是医师权益的保障途径
医师是不可否认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家，但首先同其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法律上具有同等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人。依民法原理，任何民事主体因自身的过失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医疗行为毕竟相较与其他的普通民事行为相比，有着独特的、不可避免的高度风险性和高度未知性。何况人体个性差异人所共知，同样的诊疗方案实施在不同的体质的对象上往往会有不同的诊疗结果。比如明明做过了青霉素的皮试过敏试验显示一切良好，但注射进去患者却出现了异常反应，进而引发了其本身的潜伏疾病造成并发症或者后遗症，这就应当定性为医疗意外而不是医疗过失，医师不应承担责任。但患者家属却并不明医理，固执的认为是医师的过错造成了损害结果，产生医疗纠纷甚至酿成恶性事件，现实中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某权威美国医药杂志上说 “医药学是世上最不精确的科学”可谓精辟！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同时存在的为数不少的医师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在上述情形下，医师的权益谁来保护？医师的权益又如何实现？
与国外的医师相比，比如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医师培养周期长、投入高，但一旦其上岗执业，无论是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人格权利还是其工作报酬所对应的财产权利都处于高阶层，这在法经济学的角度说也是相称的。况且有科学健全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加以规整，（美国的执业医生都必须强制购买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医生个人不再承担经济赔付责任，患者可直接向保险公司领取经济索赔）。因而美国医师在整个的职业过程中其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相对而言，中国的医师虽然培养周期短，但是工作量大（据统计，县级以上的医院门诊平均3分钟就要诊断一个病人）、收入低，近年来随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生被打甚至遭遇刺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人格利益显受践踏。
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和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院和医务人员进一步感到执业风险加大，缺乏安全保障。此种情势下，为降低风险，一些医院和医务人员无奈地选择了自我消极保护：能保守治疗的就不做手术；必须手术的，尽量选用安全度高的传统手术方法，避免用风险大的新技术……尽管后者的疗效可能优于前者；一些大医院手术量明显减少。这既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也制约了新疗法、新技术的应用，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如何化解医疗风险，解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据悉，为应对医疗事故赔偿，有的医院设立了医疗风险基金，钱由医院、科室和医务人员各出一部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至多只能抵御几十万元的风险。如果投保医师责任险，不但能为医院转嫁、化解一部分经济风险，而且有望把医院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一改过去医务处常常忙于处理医疗纠纷，院长有时甚至无法正常上班的非正常情况；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投入医保后，一旦发生了纠纷，保险机构通过作为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参与调解，其处理意见比较容易为患者方面接受，很多纠纷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这使医疗纠纷的处理从院内转移到院外，医院可以把精力更多地用于加强医院管理，医护人员的精神压力也有所减轻，敢于比较放手地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使患者获赔更加现实
考察中国的现实国情，处于医患关系中弱势一方的患者处境实在堪怜，因为医疗纠纷而对薄公堂或踏上漫漫上访路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情形是，患者确实是受到了严重的医疗损害，医师也确有过失，受害者已经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实现了法律所规定的救济，获得了赔偿，但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赔偿额太少 ，使患者在精神上难以接受，心理上难以平衡；二种情形时，医师和医疗结构都确实没有过错，患者其实也是知道的，但依此情形，但依此情形，在国外有相应的社会救济可以使患者获得部分救助，以平衡心理、维持生计。但在中国却没有相应社会救济制度存在，有些因医疗事故致死的受害者是家庭的主要收入者，一人死亡，举家难以维持生计，为生存故，受害者家属只好将眼光转向在医师的医疗行为中寻找漏洞，以期获得医疗损害赔偿。
所以，透过纷乱杂芜的各类医疗纠纷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的救济体制的不完善。在此情形下，不仅患者，医师也是尚待完善的体制的受害者。
因此建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可保护患者利益，最大限度地使个案的受害患者得到赔偿，同时对于整体的患者群也实现了最大的利益保护。
三、建立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途径和几个主要问题
基本途径
前面已经述及，医师责任保险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制度，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已建立并实施，并已经达到比较发达和完善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考察和研究一下外国现有的制度，找到一个对于我国现实国情来说最为接近的制度为蓝本，同时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相对先进和完善的部分，融各家所长，来制定我们自己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笔者认为，通过这条思路和方式，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创建出较高层次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跳过所借鉴的国家在创建这项制度时的摸索阶段，并可以避免少走许多弯路；同时，我们考察研究一下这项制度在前述国家的实施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某些负面效应，有哪些负面效应，从而我们就可以在开始建立时就尽力加以避免，说不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医师责任保险制度一经出台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前述国家的制度水平，这是最为省时省力，现实有效的一条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