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组建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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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1997年4月 11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3月28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五十五号公布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人才市场管理，依法保护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人才是指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含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招聘人才和个人应聘以及从事人才市场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从事人才市场服务活动应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尊重人才择业自主权，尊重单位用人自主权。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才市场健康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人才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有关人才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人才市场的有关政策和发展规划；


（三）负责对人才市场的培育、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机构编制、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物价部门应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协助人事行政部门做好人才市场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人才服务机构

　 第七条 本条例所称人才服务机构是指为用人单位和个人实行双向选择提供中介和服务的机构。


　 第八条 设立人才服务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开展人才服务活动的场所、设施和10万元以上的资金；


（二）有5人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取得人才中介服务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三）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和健全的工作章程；


（四）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设立人才服务机构，由市以上人事行政部门审批。


　 中省直单位设立人才服务机构，跨市设立人才服务机构以及设立冠以辽宁名头的人才服务机构，由省人事行政部门审查。


　 第十条 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我省境内开展人才中介服务或者相关业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人才服务机构，必须向人事行政部门提交有关书面材料。人事行政部门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予以答复。人事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查合格的，颁发《人才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十二条 取得许可证的人才服务机构，属于事业单位的由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办理机构编制审批及注册登记手续；须办理营业执照的，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手续完备方可开展业务工作。


　 第十三条 本条例施行前设立的人才服务机构，须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4个月内申领许可证，并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人才服务机构的业务范围是：


（一）提供人才供求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接受用人单位委托，为其招聘人才；


（三）接受个人委托，向用人单位推荐人才；


（四）组织与人才流动有关的各类培训；


（五）组织智力开发等活动；


（六）开展人才测评；


（七）经批准允许的其他业务。


第十五条 经人事行政部门审核同意，人才服务机构可以接受用人单位和个人委托，依法开展下列人事代理业务：


（一）办理流动人员的聘用合同鉴证；


（二）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三）提供流动人员因私出国有关证明材料；


（四）组织流动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评；


（五）办理流动人员转正定级和工龄核定手续；


（六）人事行政部门同意的其他人事代理业务。


　 第十六条 人才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可按规定收取服务费，具体收费项目、标准由省财政、物价部门制定。任何人才服务机构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人才服务机构不得超越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不得提供虚假情况。


　 第十八条 人事行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人才服务机构实行年检。

　　　　 第三章 人才流动

　第十九条 在优先保证市以上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大科研项目人才需要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人才向国家和省重点加强的行业、部门、地区流动。


　 第二十条 要求流动的人员，应向所在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写明流动原因、方式和去向。


　 所在单位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 日内予以答复。对没有合同纠纷或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应予同意；对需要提前解除合同或者辞职的，逾期不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所在单位对同意和视为同意的流动人员应在10日内办理离职手续。


　 第二十一条 个人通过人才市场求职择业，应按要求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明及其他有效证件。


　 第二十二条 承担市以上重点工程、重点科研项目的主要技术或管理责任人员，在工程、项目完成前未经单位同意不得流动。


　 第二十三条 流动人员离开原单位时，不得私自带走原单位的科研成果、技术资料等，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和原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原单位的技术权益。

　　　 第四章 招聘人才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可以下列方式进行：


（一）委托人才服务机构招聘；


（二）通过人才交流会招聘；


（三）在新闻媒介上刊播人才招聘启事。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必须如实发布拟聘用人员的岗位、数量、条件、待遇等，不得以任何欺骗手段招聘人才。


　　 第二十六条 人才服务机构举办人才交流会，必须经县以上人事行政部门审核批准。组织举办人才交流会，应具备国家和省人事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主办者应对参加交流会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对招聘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与所聘用流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并可以通过人才服务机构进行合同鉴证。聘用合同的签订或变更，应平等自愿、双方协商一致。合同应就服务期限、出资培训、提供住房以及保守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有关事项进行约定。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招聘人才，不得招聘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暂时不能流动的人员，不得向应聘者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章 人才流动争议处理

　　第二十九条 流动人员因原单位出资培训或者出资引进人才发生补偿费用争议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本人与原单位有合同约定的，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


　　（二）本人与原单位无合同约定的，原单位可以按照培训或引进后服务的年限，以每年递减培训引进费用20％的比例计收补偿费。
　

　　第三十条 流动人员因居住原单位的住房发生争议的，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房管政策办理。房管政策无规定的，依照流动人员与原单位签订的住房协议办理，无住房协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三十一条 流动人员按照本条例规定离开原单位后，原单位应在30日内向流动人员委托的有资格代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业务的人才服务机构移交人事档案。逾期不移交的，人事行政部门可以直接调转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因人才流动发生争议的，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处理．没有规定或约定的，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有管辖权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属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的下列行为，由人事行政部门依照以下规定处罚：


　　（一）未取得许可证设立人才服务机构、从事人才服务活动的，责令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二）伪造、涂改、转借、出租、出卖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三）已设立的人才服务机构，在规定时限内未申领许可证，继续从事人才服务活动的，责令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四）未经审核批准擅自举办人才交流会的、责令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


　　（五）人才服务机构超越规定的业务范围，不按规定办理许可证年检、变更手续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的，可吊销许可证；


　　（六）人才服务机构提供虚假情况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吊销许可证；


　　（七）用人单位采取欺骗手段招聘人才的，可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八）用人单位向应聘者收取费用的，责令退还本人，并处违法所得1至2倍罚款。


　　人才服务机构通过发布广告提供虚假情况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增加服务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由财政或物价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四条 流动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给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单位未按规定为要求流动的人员办理离职手续，给个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聘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暂时不能流动的人员，给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人才市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外国人以及港、澳、台人员在我省求职、就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这次修改刑诉法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进步，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其与沉默权的关系——尚存在分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一规定并非确立沉默权制度，换言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没有沉默权。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把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当成了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标准，而这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米兰达规则对于沉默权制度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句简单明了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借助于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面对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的文明化来说，米兰达规则功不可没。但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并不是由米兰达规则确立的。

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据此，“自愿性”就是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由此可见，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建立于1791年。1966年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判例确立的“告知规则”不是在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刑事司法学家弗雷德·英博教授所指出的，以沃伦大法官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确立这一规则，“完全不是基于保护无罪人的考虑”，而是“寻求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他们认为，“富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从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权；反之，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则不知道这种特权。因此，一切被羁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人，必须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判例来解释美国宪法并保障宪法规定的正确实施，但不能给宪法增加权利性规定，否则就会构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因此，美国人的沉默权不是米兰达规则赋予的，而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警察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是在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是在提醒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权。由此可见，认为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是由米兰达规则所确立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兰达规则的历史作用在于把过去那种默示的沉默权制度转化为明示的沉默权制度。

所谓“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没有明确使用沉默权的字样，但是从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反对强迫性自证其罪”的规定。所谓“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使用了沉默权的字眼，而且要求司法和执法人员必须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权，如美国的米兰达告知规则。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种制度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与明示的沉默权制度也是各有利弊的。毫无疑问，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和提高审讯的文明程度，但是它也会限制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并且有可能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逃避惩罚的机会。作为讯问对象的嫌疑人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辜者，一种是犯罪人。从讯问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有罪（这里所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罪”，而是事实意义上的“有罪”）的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经常处于一种“供还是不供”的心理矛盾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审讯也是侦查人员和这种有罪嫌疑人的智慧力与意志力的角斗。如果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在开始审讯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那么一些有罪的嫌疑人就会顺势选择沉默，或者在侦查人员问到令他难以回答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时主张沉默权，以便从容地构筑心理防线。实践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坚强的有罪嫌疑人来说，初次讯问往往是其心理防线容易崩溃的时间。如果侦查人员在此时必须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时机，因为对于犯罪侦查和审判来说，损失的不只是口供，还有潜在的物证和书证以及取证的时机。相比而言，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像明示的沉默权制度那样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是否强迫自证其罪的标准在实践中也较难把握，但是它较好地兼顾了打击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效率。

综上，以米兰达规则为代表的美国式沉默权制度既不是沉默权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中国应该努力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价值冲突中选取适当定位。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认为选择默示的沉默权制度是比较合适的，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就是这种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依据。无论立法者是否自觉，把“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进刑事诉讼法，就标志着中国法律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这彰显了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另一方面，这明确了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权保持沉默。虽然我赞成把“如实回答”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中删除的主张，但是既然立法者选择了保留，那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法律中的规定不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人们不能解释说，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所有提问。前面的含义是可以保持沉默，后面的含义是不许保持沉默，这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规定的合理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中国已然在法律上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但要使之从应然的制度转化为实然的制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性规定中，应该明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其次，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与沉默权有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必须排除，而这就可能要借助司法判例，譬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最后，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强化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办案原则。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式沉默权制度名副其实，那是必须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