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落实进一步扶持我国大豆产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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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16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4年9月17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第三章 基本农田的保护与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稳定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是根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预测而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或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照法定程序划定的区域。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本级人民政府的目标管理，作为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第七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和保护区面积指标，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全省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得少于1500万亩。
第八条 下列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高产、稳产田；
（二）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粮、油、蔗及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生产基地；
（三）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
（四）蔬菜生产基地；
（五）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和良种繁育基地；
（六）当地政府认为应当予以保护的农田。
城市规划区内的耕地，除城市近期建设发展规划用地外，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九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程序为：
（一）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面积指标，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方案，经县级人民政府审定，报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县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县级人民政府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按行政村划定保护面积，并绘制基本农田平面图和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
（三）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等部门审核、汇总，绘制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
（四）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及其分布图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报地（市）土地管理部门，经地（市）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报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告，并报省土地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设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各类基本农田保护区，经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划定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公告，并报省、地（市）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单元最小为集中连片10亩的耕地。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保护界址、面积不得随意改变。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乡（镇）人民政府应向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报送以下资料：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汇总表。内容包括权属单位、利用类别、土地面积、作物、总产量、总产值等；
（二）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情况登记表。以村为单位分块登记利用类别、地块名称、地块四至、地块面积、作物产量、责任人等；
（三）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比例尺1：10000或1：25000）。
第十二条 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并设置县级人民政府制作的保护标志。
第十三条 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所需的经费，由土地管理部门提出计划报同级财政核批。

第三章 基本农田的保护与管理
第十四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乡级人民政府应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由省人民政府印制。
第十五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科技，提高耕地质量。
第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使用基本农田实行许可证制度。
非农业建设确需使用基本农田的，应当向市、县土地管理部门领取并填写《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呈报表》，经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持下列文件向省土地管理部门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
（一）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申请表或预约用地申请表。
第十七条 省土地管理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决定是否发给《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不发给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建设用地单位和个人在领取《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后，方可按《福建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征（拨）用地审批程序与权限，办理审批手续。
未领取《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得批准使用基本农田。
第十八条 非农业建设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和个人，除按有关规定缴纳土地税费外，在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时，应当向省土地管理部门缴纳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基本农田开发基金，水田每亩2万元至5万元，其他类别的农田每亩1万元至2．5万元，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
属于国家兴办的水利、交通、能源、公共福利事业项目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予减免基本农田开发基金。
第十九条 基本农田开发基金按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80％用于开发新耕地（含围垦、开垦新耕地），20％用于改造中低产田。使用时，由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编制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拨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收取的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实行省、地（市）、县（市、区）三级分成，其中县级60％，省、地（市）各20％。
第二十条 基本农田被批准占用的，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在本行政区域内调整补充，保持基本农田面积相对稳定，调整程序按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办理；还应当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在用地年度内组织开垦新耕地。当地确实无条件组织开垦新耕地
的，应当按《福建省开发耕地管理办法》组织异地开垦。
第二十一条 省土地管理部门对收取的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可提留2％的业务管理费。其使用办法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质量管理，建设基本农田地力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地力变化情况，并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提供农业科技指导。
第二十三条 修建铁路、公路，开办矿山、电力和其他工业企业使用或影响基本农田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基本农田环境保护方案。
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步施工、同期投入使用。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后，由审批用地人民政府的同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环境保护、农业等部门验收。
非农业建设破坏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应当负责修复并赔偿损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农业劳动者，非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人为抛荒基本农田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复耕；超过规定期限拒不复耕的，由土地所有权单位收回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和个人，超过一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对其收取每平方米5元至10元的土地闲置费；超过二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收取的土地闲置费用于开发新耕地。
第二十五条 破坏基本农田保护区设施或擅自改变保护标志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并处以300元至500元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因建设造成污染基本农田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限期治理，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逾期未缴纳土地闲置费的，除按期追缴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3‰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其批准文件无效，由此给用地、被用地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批准单位和个人应当负责经济赔偿；对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单位主管人员和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由省土地管理局统一印制。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9月17日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唐 勇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