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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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高 军 1 龙一平2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西方　　后现代　　　
也许从晚清法制变革，中国在制度层面全面抛弃中华法系传统，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开始，历史的命运已决定了：在中国迈向法治之路上，西方是主要的参照系和模仿的对象，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思想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舍此似无他途。但在我们不遗余力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醒过世人那样，西方法律传统与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出于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思考，一些西方学者遂将眼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对之寄予了厚望。伯尔曼就曾指出，“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2]。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难道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永劫回归，法治未来的希望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因此，透过一些西方学者东方法律价值取向的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某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进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以及科学地把握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方向是不无意义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契合之表现
１、集体主义本位与西方法律社会本位发展趋势之契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中国的伦理文化（家族文化）。传统家族文化催生了家国观念，在家国观念的支配下，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服从家长——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领导。这种家族文化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质，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是当然的选择。[3]
区别于中国集体主义本位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4]，这种个人主义基础文化下的法律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但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经济恐慌、环境污染严重，为解决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结合，“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现代西方私法越来越将砝码加在社会利益一端，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高扬，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租赁权的物权化等制度的确立，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现代民法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7]。
２、司法的实质性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的实质正义取向之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在法律与情理上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的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重实体轻视程序，重民意轻法理，具有平民倾向，采用的是一种“实质性思维”[8]。中国传统司法具有实质性价值取向，集行政与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官员们掌握着 “超级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均不受法律条条框框的局限，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以及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即所谓的“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往往是被许可、被褒奖的，大众也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符合公正和人情原则的处理结果。
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性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即强调诉讼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超过对实质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被放在了首位。近代西方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法律缔造先驱们对于打造一部无所不包的、全能的、完善的法律机器充满了信心，他们信奉，“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相信法官只要根据已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找到解决所有纠纷的答案。因此，出于对所打造的法律机器的自信以及对法官擅断的恐惧，强调法官的任务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法官被理解为仅仅是法律的发声器。但是，过度的理性却割断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之间的脐带。例如，西方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但是，“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9]。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现实，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分离使私法的平等价值发生了分裂，私法体系的价值产生紊乱，私法不能显示出它的规范作用。对此，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对实质正义予以了特殊的关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私法进行了修正[10]，一是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情势变更”、“权利禁止滥用”等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的重视，“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表现在出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现，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法的产生。三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
３、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重视的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11]。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传统中国人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12]。因此，强调“法天”、“法地”、“法自然”，其价值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予以极力反对，“全部司法制度都视调停”[13]。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投射到具体的制度上，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在乡里设立了专门机构“申明亭”，由里长、里正调处民间纠纷，清朝时，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影响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
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卡罗尔·琼斯指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中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一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它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14]。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5]。
二、形似而精神、价值追求及内容却迥异——对契合现象之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有某种契合的元素，但两者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宗法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文化在总体精神、价值追求和内容等方面均大异其旨趣。
１、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另外，“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6]，因此，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甚至自由被视为法律的对立面，以致“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7]。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个人既渺小又无足轻重，集团的存在高于一切，个人只有服从他（她）所依属的集团，才有生存的必要和价值，“传统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影响着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18]。
现代西方虽然强调集体利益，但只是对其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反动（霍布斯曾形象地描述过极端个人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西方人观念中，个人主义仍是信奉的圭臬，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19]。以狄骥“社会连带学说”为代表的力倡集体本位的学说虽在西方世界曾风行一时，但对集体利益过分的强调，却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独裁的恶果，“二战”后，新自然法学兴起，包括战争期间奉行集体本位的德意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又重新回归到个人本位。
２、在法律实质性价值取向方面，两者同样也大异其趣。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法官由儒家化的官僚兼任，司法活动追求片言折狱的智慧,在审理案件时奉行的是大众化的实质性思维，注重内心的直觉，司法官主张“原心定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根据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情理来定罪，司法活动“重艺术论轻科学论”[20]。无程序观念，采用专横的、主观的且残酷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刑讯逼供贯穿于审判的始终，恐怖几乎成了民众对审判的总体印象，甚至连百姓顶礼膜拜的“清官”断案也不例外[21]。法律始终未形成“方法认的自治”[22]，沦为政治和道德所要求的工具，在法律运用上可深可浅、可方可圆，由统治者任意掌握，灵活运用，造成了司法的随意、专横和黑暗，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素有重视程序的传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在司法活动中，人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式接受法的应用，司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实际上受到程式的限制[23]。现代西方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仅是对其自身过分强调形式正义而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僵化和裁判的极端不正义的后果的一种反动，但其司法活动仍然以程序正义为根本。突出的表现如美国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世纪之审，经过况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刑事判决其无罪，但民事判决其承担巨额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种刑事与民事判决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其取得的证据属“毒树之果”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西方司法追求的旨趣：西方始终强调程序正义，与诉讼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当的程序下进行。严格的程序对保障人权，保障诉讼正义起了重要的作用[24]。
３、在对调解重视表象相似的背后，两者精神旨趣方面的差异更大。古代中国，调解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协”、“无讼”的效果，以建立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此，法律与道德不分，两者处于直接结合乃至浑然一体的状态，“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25]，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无讼”的目的，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26]，造成了“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27]的结果，使得人们正当的需求受到压抑，合法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同时，这种否认个人的主体人格和意思自治精神，仅以国家权力将道德伦理秩序强加给各个利益主 体的后果，就是使法律不能取得其实效”[28]，另外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于是，法学也就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与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浑然一体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29]，而且“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30]，西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发展，使得法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理性”和昂格尔所阐发的“方法论的自治”的特征，法律和法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的重视，仅仅是出于对西方社会重斗争和对抗传统所导致的诉讼爆炸后果的一种反动，虽然如此，但西方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机制还是司法途径，举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温伯格也曾说过，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31]。今天的西方人遇到纠纷，其首选的解决之道仍是通过诉讼解决。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大业，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应从何处寻觅呢？笔者认为，从取法原创的角度出发，应当从法治的诞生地去寻求精神力量。
正如学者研究所揭示，法治是西方理性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西方法的传统精神。它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应包括：（1）自由、民主、人权、权利本位；（2）有限政府、权力制衡；（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至上。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33]。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34]，这种法律文化奉行人治主义，泛刑事主义和泛道德主义构成法律的主要特征，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35］。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36]。对于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鲁迅先生曾揭露过，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37]。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元素的关注，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时期西方社会自身法律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后现代思潮在法学领域的投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律中存在一些危机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了，对于这些人，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38]。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途径是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地区纷纷效仿、移植西方法，传统社会中丰富多彩的世界法律文化都趋向于以西方范式的现代型法制[39]。中国现行基本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都是西方移植的结果，今天达成的法治共识，其基本价值体系和核心精神也都是来自于西方。即使是那些极力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捍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地位的学者，也不得不借助西方的观念和理论来解释传统法律文化，并论证其现代价值。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已成功加入ＷＴＯ的今天，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才能为国际所接纳，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那种固步自封弃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耗费大量成本从“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本土资源中去寻求点滴“法治”的因素，除了能满足一些崇古、信古、好古者“中国古已有之”的虚荣心外，只能使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治现代化的机会。


参考文献:
[1][3][4]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8-318,36-57,58-77
[2]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9
[5]参见: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75-264
[6]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
[7][10]参见:谢怀??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A].外国民商法精要[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8
[8]参见,孙笑侠.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性思维[J](在日本京都大学的讲座讲稿),www.law-thinker.com,2002-10-22
[9]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A].载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62
[11][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6.175—177
[12][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M].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31
[13]张中秋编.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2
[14]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02
[15]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48
[16]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7
[1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5
[18]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47
[19]梁治平.书斋与社会之间[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19
[20]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30-132
[21] 参见: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1998(3).110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常政发[2002]129号

常州市暂住人口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暂住人口管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和《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暂住人口是指外省、市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人员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跨市区、辖市居住的人员。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暂住人口的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四条 公安机关是暂住人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派出所负责对暂住人口的登记、发证等日常管理工作。

房管、财政、国税、地税、民政、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卫生、工商、城管、建设、交通、总工会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企事业单位、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暂住人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暂住人口应当遵纪守法，服从管理。


第二章 暂住登记与暂住证申领

第六条 年满16周岁的下列人员，拟在暂住地居住1个月以上的，在申报暂住登记的同时，应申领暂住证：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雇佣的人员；

（二）从事工业、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的人员；

（三）从事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的人员；

（四）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人员；

（五）其他需要申领暂住证的人员。

第七条 申报暂住登记必须在到达后3日内，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携带不满16周岁的子女，必须提供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身份证明，已婚育龄暂住人口还必须出具查验过的婚育证明），并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暂住在居民家中的，由本人携带该户居民的户口簿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办理；

（二）暂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或者工地、工场和水上船舶的，由单位或者雇主认真核查暂住人居民身份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证件后，登记造册，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办理；

（三）暂住在出租房屋的，应携带租赁合同，和房主一起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办理。

第八条 探亲、访友、旅游、就医、出差等人员，按照规定申报暂住户口登记或者旅客登记，不申领暂住证。

第九条 暂住证是暂住人口在暂住地合法居住的有效证件，暂住人口在暂住地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营业执照等，应出示居民身份证、暂住证等相关证明。

除公安机关可依法收缴或者吊销暂住证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押公民的暂住证和其他身份证件。

第十条 暂住证为一人一证，有效期限为1年，暂住证期满需要继续暂住的，应在期满前到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延期或换证手续。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买卖暂住证。暂住证遗失、损坏的，应及时报告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补领、换领手续。

第十一条 暂住证登记项目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照片、常住户口所在地、居民身份证编号、暂住地址、暂住理由、有效期限等，暂住人口在登记时必须如实申报登记项目。

暂住证登记项目需要变更、更正的，应到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变更、更正手续。暂住人口离开本市市区、辖市时，应申报注销暂住登记、缴销暂住证。

第十二条 暂住人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本细则，遵守当地政府和所在单位的有关管理规定；

（二）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不得冒领、涂改、转借或者使用过期的暂住证；

（三）应随身携带身份证或暂住证，遇到依法查验身份证、暂住证时，应主动出示，不得拒绝。


第三章 租赁房屋管理

第十三条 本细则所称租赁房屋是指旅馆业以外以营利为目的，公民私有或单位所有出租给他人居住的房屋。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租赁房屋实行治安管理，建立登记、检查等治安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出租的房屋及其建筑、消防设备、出入口和通道等，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规定；危险和违章建筑的房屋，不准出租。

第十六条 私有房屋出租的，出租人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治安登记；单位房屋出租的，出租人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单位介绍信，到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治安登记，经审核符合规定出租条件的，由出租人和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

未办理治安登记手续的房屋，不准出租。

第十七条 出租人出租房屋的，应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报房管部门备案，并应依法纳税。

第十八条 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

（一）不准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承租人；

（二）承租人是暂住人口的，应督促其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办理暂住证；

（三）应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常住户口所在地、职业或者主要经济来源、服务处所、携带子女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报公安派出所备案，基本情况有变动的，应及时报告；

（四）对出租房屋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不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居住安全；

（五）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包庇犯罪和提供违法犯罪活动场所；

（六）房屋停止租赁的，应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手续；

（七）房主委托代理人代管出租房屋的，代理人必须遵守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九条 房屋承租人的治安责任：

（一）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合法身份证件；

（二）属于暂住人口的，应在3日内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办理暂住证；

（三）将承租房屋转租或转借他人的，应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备案；

（四）安全使用出租房屋，发现承租房屋有不安全隐患，应及时告知出租人予以消除；

（五）严禁利用租赁的房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承租的房屋不准用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

（六）集体承租或者单位承租房屋的，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七）服从公安机关的依法管理、检查。


第四章 综合管理

第二十条 根据暂住人口、房屋出租户的分布情况，按每300-500名暂住人口配备一名协管员，协助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暂住人口和房屋租赁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下同）、外来成建制务工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暂住人口管理的责任人，应与公安机关签订管理责任书，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落实管理责任。

用人单位、外来成建制务工单位负责人主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宣传和贯彻暂住人口管理的法规，对暂住人口进行经常性的法制、安全教育；

（二）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检查督促本单位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工作；

（三）不得雇用无身份证件、来历不明的人员；

（四）及时调处矛盾和纠纷，落实对违法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暂住人口增减变动和管理工作等情况；

（六）制止违法行为，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包庇犯罪和提供违法犯罪活动场所。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外来或农村劳动力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使用暂住人口必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条件和相应的生活条件。

用人单位招用未成年工（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必须执行有关对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国家规定必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人员，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用暂住人口的，应在报名登记后10日内确定是否录用，确定录用的，自录用之日起必须与被录用的暂住人口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自录用暂住人口之日起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暂住人口的，应自录用之日起7日内，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并按规定为被录用人员办理就业登记。

第二十六条 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实行户籍地和暂住地共同管理，并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具体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公安、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在为成年暂住人口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件时，应核查其婚育证明，并将查验结果通报同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

第二十八条 暂住人口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必须按规定进行健康检查，领取健康证明。

第二十九条 办理暂住证、婚育证、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件，应按财政、物价部门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五章 奖惩

第三十条 执行本细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综合治理管理等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管理人员、管理措施、管理制度落实，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公安派出所暂住人口登记、信息采集录入、发证率和租赁房屋审核登记、信息采集录入、治安责任书签订率达到省、市规定标准的；

（三）暂住人口及租赁房屋中的突出治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的；

（四）法制宣传教育成效显著的；

（五）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

（六）在暂住人口和租赁房屋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成绩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或者暂住人处以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二）骗取、冒领、转借、转让、买卖、伪造、变造暂住证的，收缴暂住证，处5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行为人有非法所得的，处以非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

（三）雇用无暂住证人员或者扣押暂住证和其他身份证件的，对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三十二条 房屋租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一）出租人未向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或者未签订治安责任书出租房屋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5倍以下的罚款；

（二）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承租人的，处以警告、月租金3倍以下罚款；

（三）出租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不制止、不报告，或者发生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月租金10倍以下的罚款；

（四）承租人将承租房屋转租、转借他人未按规定报告公安机关的，处以警告；

（五）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没收危险物品，处以月租金10倍以下罚款。

对出租或承租房屋的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同时对单位的主管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处以月工资2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罚款的行政处罚，其数额在非经营活动中不得超过1000元。在经营活动中，有违法所得的，其数额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且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其数额不得超过10000元。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细则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依法应由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工商、卫生等部门查处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也可不经过复议，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 暂住人口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1995年3月24日发布的《常州市暂住人口管理实施细则》（市政府第8号令）同时废止。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0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