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抓紧落实全国医疗机构网络直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上一篇: 广东省拍卖业管理暂行规定
下一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挤占挪用和其他违纪基金回收工作的通知

　　随着社会离婚现象的普遍增多，加之现代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人们越来越注重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问题，法院受理的探望权纠纷案件也在每年递增。我国法律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设定集中于《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一》，其中《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作了一般性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探望权制度中将子女设定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即被探望者。笔者个人认为“子女”用于界定探望权的行使对象范围略显模糊，加之“子女”一词的外延过于宽广，给法官审理探望权纠纷案件带来一定的困扰，不利于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一、存在的问题

　　（一）子女是否都可以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

　　“子女”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指儿子和女儿。法律上对“子女”的概念也没有严格的界定，一般认为只要存在血缘的或者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都可以将其纳入“子女”的范畴。若将一切子女都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而不加以区分，会导致探望权的行使范围过于宽广，有权利扩张之嫌，甚至为恶意诉讼埋下隐患。如，探望权主体到法院起诉要求探望自己已经成年并在外工作的子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既给探望协助方带来了讼累，又给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带来难题。

　　理论上一般认为离婚双方的未成年子女是探望权的行使对象。立法实践中，我国香港地区《未成年人监护条例》及台湾地区《民法典》都将探望权的行使对象界定为未成年子女。以子女是否成年作为确定探望权行使对象范围的标准，笔者个人认为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司法实践中会遇见下面一个问题。

　　（二）未成年但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是否可以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

　　这是笔者遇见的真实案列，甲起诉要求探望自己已经17岁并在外务工的女儿，女儿实际已脱离另一方的家庭，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应如何适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若以子女成年与否作为确定探望权行使对象的标准，那么甲的女儿未成年，法院应支持甲的诉讼请求。然而，如此判决的话，实际上给探望协助方负担了不合理的协助义务，并剥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探望者的自主决定权。探望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情交流，是为了使子女在父母离异后能够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保持正常的感情交流，弥补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造成的感情伤害。被探望者在年幼、心智发育不健全时，对探望行为尚无法形成理性的认识，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可以不征求被探望者的意见或将其意见只作为一定的参考。但是，被探望者在心智已经健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依自己的意志独立实施法律行为而取得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时，再以法律的强制手段为其设定接受探望的义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成年但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可以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夫妻的子女不幸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或者精神障碍疾病，致使此类子女只具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这样的子女更需要父母的关心与照料，与父母的相处和感情交流对其身心健康更显得重要。而夫妻离婚后，一方起诉要求探望自己虽已成年但有智力或精神障碍的子女，法院若以子女已经成年驳回其诉求，则略显法律规定过于苍白，缺乏人情味。

　　二、应对措施

　　综合上述探望权行使对象范围界定不明确所带来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在适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确定探望权的行使对象时可以引入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作为区分标准。

　　（一）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作为探望权的行使对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两种：一是精神正常但不满10周岁的人；二是虽然已经达到10周岁，但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使其判断能力相当于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此两类人由于年幼或心智不健全，认知能力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无法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形成理性的判断，易受探望协助方的教唆。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可以不征求此两类人的意见，或只考虑其在探望方式及时间上的意见，法官可以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为原则并综合考虑客观因素作出裁判。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包括两种：一是10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的未成年人；二是具有部分判断能力的精神病人（其判断能力相当于10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的未成年人）。此两类人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水平并能独立为一部分法律行为，对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有一定的正确认识。他们对于探望方式、时间上的要求应该法官裁判此类案件所主要考虑的因素，被探望者坚决反对或抵触情绪较大的甚至可以驳回原告的探望请求。

　　（二）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排除在探望权行使对象的范围之外。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包括两种：一是18周岁以上且精神正常的人；二是16周岁以上而不满18周岁的精神正常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这两类人已经具备正常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可以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此两类人往往已经脱离父母的襁褓外出上学或工作，生活相对独立，法律再为其设定接受探望的义务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他们此时，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应完全由其意思自治，法律不宜过于干预。

　　（作者单位：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代孕”引起的法律思考

梁晓


案例简介：

　　A与B是夫妻关系，但两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后经检查发现是由于女方B的子宫问题，导致无法生育，为此，夫妻十分苦恼。2006年5月，经朋友“指点”，建议他们可以出一点钱，找个女人代孕即可解决这个苦恼。A与B认为这个方法十分可行，于是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个24岁大学毕业才刚离婚的C小姐，C小姐人不仅长得漂亮，又是大学生，而且品行良好，各方面均比较符合A和B的要求，于是双方就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里面明确约定：“为帮A与B夫妇代孕生子，并能让孩子报进本地户口，经与C小姐协商，彼此同意在其代孕成功后，A与B办理离婚手续，同时A男与C办理结婚手续，户口办好之后即办理离婚手续，孩子出生后原则上不需C母乳喂养，孩子不论健康与否均归A与B夫妇所抚养。事成之后，A一次性支付给C补偿费十二万元人民币（日常生活费用除外）。如确需哺乳，费用另外协商。本协议十八个月以内有效，协议到期，从此相互不来往，不得打扰对方的生活。”协议签订后，A与B夫妇租了一套房子给C独立居住，并给C准备好一切待孕条件。于是医院就将A与B的精子和卵子提取培植成胚胎后植入了C小姐的子宫内并成功怀孕，在10个月后生育一男孩。小孩出生后，C发现小孩十分可爱，并感觉越来越舍不得了，于是决定反悔，要将A夫妇给的代孕钱全部退回，自己要独立抚养小孩，A夫妇知道后十分火恼，当然不可能同意，于是双方就小孩的归属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A、B夫妻与C小姐签订的代孕协议是否有效？小孩的抚养权究竟归谁？法律上对代孕各方的当事人有没有禁止性、惩罚性的规定？以下本律师从多个方面多进行分析：

法律分析：
一、.关于代孕的概念、行为问题

1、代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借腹生子”，目前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指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再进行人工培育形成胚胎，植入另外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的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怀胎十月，并把小孩生育下来，小孩抚养权归提供精子与卵子的一方；另一种形式是由委托夫妻的男方与代孕者发生直接的性关系，直至代孕女方怀孕，小孩出生后归委托的夫妻,但这种形式风险比较高，男方与代孕者很容易发生感情，妻子一方一般不愿意接受。
2、代孕这种行为目前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特别是一些有钱而没有小孩的富贵人家，或者是一些思想比较前卫一方面自己想要小孩，另一方面又怕影响身材、害怕生小孩痛楚的女人，他们都会感觉找人代孕是最好的途径。如今甚至被一些网站打着“爱心”的旗帜，“明码标价”，走向半公开化的交易程度，只要你上网搜索一下相关的代孕字眼，马上可以找到具体的“交易”情况。

二、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1、 我国目前的法律确认和保护的生育权主体应当只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虽然从有关的法律或政策的表面上看，我国的生育权主体的范围看似广泛，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1条中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以及《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指出：“国家尊重妇女的生育权，保护妇女的生育健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中重申了我国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个人和夫妇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数、生育间隔以及适当的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即生育权的主体从“妇女”到“公民”、“个人”，貌似广泛，但相随的计划生育法律、政策却对公民的生育权进行诸多的限制，如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因此无论是从“夫妻”一词的表述中还是“晚婚晚育”的表述中均可得出结论生育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且必须按照国家的计划行使该权利。故此，代孕的双方即代孕需求者和代孕母亲之间没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是《婚姻法》与《计划生育法》所不允许的。
2、代孕行为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破坏我国的婚姻制度。首先，如果代孕者是未婚的生育，这本身就违反政策；而如果是已婚未生育的代孕者，给别人代孕后就不能再为自己生育；还有生育过的已婚妇女代孕更是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其次，“代孕”现象之后的“纳妾”现象。有的人可能借“代孕”的名义，给代孕者置备房产，供养生活，实际上就是旧社会“纳妾”的重现，他们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因重婚而触犯刑律，这都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3、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第3条对代孕作了明确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根据该办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规章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
4、代孕产生亲属关系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伦理关系、继承关系、抚养关系的混乱，带来其他法律问题。我国《婚姻法》、《继承法》对子女划分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对生子女的母亲的认定很明确，即以自然出生为标准，而代孕究竟谁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一方反悔怎么办？随之而来的还有抚养义务、父母年迈后的赡养义务等，都会引起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代孕协议看似严谨，但其行为因与民事法律行为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相违背，并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三、对于孩子的归属问题

1、对于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各国的判例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一是生者为母，如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二是以遗传学为根据确立亲子关系，婴儿就提供精子卵子来源的男女所有。如英国；三是按照契约确定亲子关系，即订立合同的委托一方为代孕婴儿的父母，这以美国为代表。
2、在我国，缺乏代孕相应的法律，与此相关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91)民他字第12号函中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这一复函表明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地位所持的态度，但对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
3、笔者认为婴儿应该属于卵子和精子的提供者可能比较合理。因为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受精卵植入代孕者身体而生育的孩子，其遗传基因是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与委托代孕夫妻双方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且代孕母亲同意且实施代为怀孕分娩的行为，其本意并非要与所生子女发生母子女关系，应视为其放弃了认定所生子女为己之子女的权利，故二者间不发生母子女关系，另外同时还要尊重、考虑双方代孕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

四、关于代孕行为的处理

1、按上述分析，代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引发道德、法律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有因为医学检查不严导致疾病的传染；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导致孩子监护权产生混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别有用心者通过代孕行为进行淫乱活动；还有的代孕行为产生家庭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国家制定相关代孕的规定相当有社会意义！
2、虽然我国在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该办法只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该办法时如何处罚，但对“代孕”的各方的处罚、子女的归属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而《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方面也没有规定，可见我国目前对“代孕”各方处罚、子女的归属的法律规定，依然是空白的。
3、 鉴于我国目前“代孕”问题的普遍存在，本律师认为可以通过立法对代孕行为进行规范：

1、在技术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制订技术规范、明确技术实施的对象和范围，对技术使用实行严格的准入许可制度，制定出医疗单位被批准开展此项技术的条件，对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管理，加强技术使用质量监测和建立技术使用资料的申报制度等。
2、还应对代孕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在实质要件方面可对委托双方的条件，委托形式(代孕协议应由国家公证机关进行公证)等做详细规定，委托夫妻必须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委托妻子患有不育症，委托丈夫和代母不患有法定禁婚疾病，且为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具有抚养孩子的基本条件等。形式要件方面可采用登记制(建立代孕的联网登记)，以便于管理。防止一人多次代孕的情况发生。避免近亲结婚，更好的贯彻计划生育。
3、对于违反规定实施代孕的行为作出严格的惩罚制度。对于没有资格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犯法进行辅助生殖技术的，将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行政处罚，直至刑事处理；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委托双方和代孕者进行代孕行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总之，“代孕”问题给我们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在现阶段，我国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和系统的社会管理，还不具备适宜“代孕”发展的环境，因此我国目前对于代孕行为应当尽快立法明确，对违法代孕的行为应处以严格的惩罚，否则，因此而引发的矛盾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