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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干部临时因公出国的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03:17:16  浏览:8515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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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干部临时因公出国的规定

铁道部


关于控制干部临时因公出国的规定

1989年12月8日,铁道部

根据中办厅字〔1989〕35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要制定进一步控制临时因公出国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并结合我部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进一步控制司局级以下(含局级,下同)干部及其他人员临时因公出国(包括赴港、澳地区)问题,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单位的工作上。司局级以下干部及其他人员出访,必须是为执行自己主管的公务,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非其主管公务所必须的与职级身份不相称的出访,不得接受外商资助或境外中资企业方邀请出访。也不得受国外方邀请出访。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做出访的具体承诺。
已离、退休的党政干部不再派遣出国执行公务。
严格控制出访或顺访港澳地区。
二、司局级以下干部出访,必须按规定报批,审核单位要严格把关,不得迁就照顾。报批时,须详细报告出访任务、人员情况、出访计划和经费来源。司局级干部出访报部长审批,其余人员报常务副部长审批。
铁路系统人员参加外单位组织的跨地区、跨部门的团组出国,要按本人的隶属关系,根据国务院规定进行出国任务审批,按中组部规定进行政审。对外签订的各类协议、合同等文件,其中如有出国项目,签订前必须报部领导审定。
三、出访时间应尽可能缩短,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五至七天,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或任意延长在境外的停留时间。如因突发的特殊原因不得不做改变而来不及事先请示国内,应尽可能征得有关驻外使领馆同意,并在回国后如实报告情况,提供有效证明。
四、严格控制出访团组人数。司局级干部率团出访,团组人员总数不超过五人。个别团组如因特殊情况,需超过规定人数,应在报批时专门说明。出席多边、双边国际会议或其他专业会议的人员也必须精干。
严格审核出席国际专业技术会议的项目。选定参加的会议应是在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会议内容与我高等学校重点学科、重点专业、新兴学科的建设以及国家和部的科技攻关项目关系密切的。
五、凡无特殊需要和与完成经贸、科技项目无关的技术考察团组,一律不派出,并切实避免重复考察。技术引进出国考察团组,就以直接从事该项目引进及消化吸收工作的科技人员为主,人员必须精干,一般以二至三人的为宜,最多不超过五人(翻译除外)。
六、出国培训一般应限于同引进项目和科技交流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原则上应在境内进行,如确需派出,应按有关文件从严掌握。
七、对外赠送礼品,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所受外方礼品,要按有关规定登记上交主管部门,不得自行处理。
八、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出国用汇,均由非贸易外汇开支。严格按照财政部下达的出国用汇指标安排各项出国用汇。加强财务监督,所有出国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凡违反规定的开支,一律不予核销。超支部分,折成人民币从出国人员的工资中分期扣还,并按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经济处罚。
九、以上规定必须切实执行。如有违反,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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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

劳动部 国家经贸委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1〕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经贸(计经)委、总工会、
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

为进一步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加快培育劳动关系主体双方自主协调
的机制,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劳动关系主体逐步
确立,其利益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的发展态势,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任务日
益繁重和艰巨。积极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对于实现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
益,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
级劳动保障、经贸(计经)部门、工会组织和企业代表组织,要按照“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各类企业都应该建立平等协商机制,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平等协商,
是用人单位(包括企业、雇主或雇主团体,或以进行平等协商为目的的小企业联合
组织)和相应的工会组织(未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民主推举代表),在法律地位
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就劳动标准、劳动条件以及其他与劳动关系相关的问题,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而进行沟通、协商的行为。建立平等协商机制,是保护职工合法权益
,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企业和职
工加强沟通、共谋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企业都应
当与工会代表或职工代表进行平等协商。要规范和完善协商程序,把工资集体协商
作为推进平等协商工作的重点,积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由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就
企业的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工资支付办法等事项进
行平等协商,使平等协商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进一步完善集体合同制度。企业依法经过平等协商所签订的集体合同是协调
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要在普遍开展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不同类型的企业
建立和完善集体合同制度,指导企业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因企制宜,合理确定集体
合同具体内容和标准,增强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对暂不具备条件签订综合性集体合
同的企业,可以就工资分配等问题签订单项集体合同或协议。对于外商投资企业、
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由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相应的
企业组织代表或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要处理好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
的关系,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四、加强对职工协商代表的保护。企业应当保证职工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必要的工
作时间,其工资和其他待遇不受影响。职工协商代表在本人劳动合同期限内,除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企业规章制度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企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以及被追究刑事责任外,企业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协商代表在任期内,劳
动合同期满的,企业原则上应当与其续签劳动合同至任期届满。职工代表的任期与
当期集体合同的期限相同。企业不当变更或解除职工协商代表劳动合同的,劳动保
障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五、建立健全履约监督保障机制和平等协商争议处理制度。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提出平等协商的要求,另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
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都要严格遵守执行。企业组织代表要
指导企业建立集体合同履约责任制和监督检查制度,把履约责任制同岗位目标责任
制结合起来,纳入到企业管理中。集体合同的履行要接受工会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依法加强对集体合同制度履行情况的行政监察工作,把劳动保
障监察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平等协商、违反集体
合同的企业,要责令其限期改正,依法处理。要积极探索建立平等协商或签订集体
合同争议的行政调解制度,及时引导争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调解处理。

六、切实加强对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的领导,推动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
的顺利进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组织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完善平等
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进一步健全集体合同管理办法,做好集体合
同的报送、审核、备案以及协调、指导和服务工作。工会组织要把推行平等协商和
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工作重点,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加强对工会干部和职工协
商代表的培训,提高平等协商的能力。企业代表组织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培训工
作,提高其对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认识,为企业开展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
作创造有利条件。各地要积极探索建立由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和企业代表组织
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定期分析本地区劳动关系的发展态势,协商解决企
业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有关法律和政策宣传,总结推广典
型经验,指导推动这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浅析不安抗辩权的优缺点

刘亚利


  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本文对《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优点和不足。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合同法》在承继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救济方法、对行使权利的限制和对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补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有序竞争的立法意图,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我国的《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
  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不安抗辩权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合同法》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对行使条件作了更充分详细的规定。
  按照传统理论,不安抗辩权的应用应具备如下条件:(1)须因双务合同互负给付义务;(2)须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一方应先履行义务;(3)须在双务合同成立后对方发生财产状况恶化;(4)须对方财产显著减少,可能难以履行。然而财产的减少并不是相对人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现,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因此传统大陆法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就显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  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合同法》还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规定,把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当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给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权益,又充分照顾到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从《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合同法》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的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的先进性。
  三、进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的救济方式。
  不安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但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我国的《合同法》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进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它给与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并没有限制这种权利适用于何种场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对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是适用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当事人适用第九十四条规定,直接享有解除权,这与英美法系对明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是相同的。但当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既可以解释为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是英美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又可解释为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辩权,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对人提供履约保证,但无权直接解除合同,这是大陆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出现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如果赋予先履行人选择适用第九十四条的权利,则极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条所设置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后履行方合法权益的措施形同虚设,从而损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合同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的融合还不够彻底造成的,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我国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应当负举证责任,这是各国法律所认同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比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决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地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许当事人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虽然可以避免当事人不当行使或滥用不安抗辩权,但却大大增加了当事人使用不安抗辩权的成本,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三、“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使法律更清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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