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巴中市中小企业信贷投入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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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

(1980年4月29日)



　　为了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发去《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请你们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执行。在执行中认真总结经验，并将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告诉我们。

　

附：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校按照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学生进行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革命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广大学生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内伤”极为严重，一些学生思想上的问题还比较多，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仍较薄弱。这种状况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很不适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变。



(一)

　　我国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专门人才。今天的大学生将是明天各条战线的骨干，是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政治质量和业务水平如何，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大学与资本主义大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人民服务，刻苦钻研业务，立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因此高等院校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来进行，决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忽视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必将犯历史性的错误。要使师生员工懂得，专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生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刻苦学习业务，是政治思想好的重要表现。要鼓励学生为“四化”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同时，要认识到，在现阶段，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社会上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存在“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也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只有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

　　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学生的特点。

　　现在的大学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长大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总的来看，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是大有希望的。他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早已深恶痛绝，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往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有些人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在虽已感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立场、感情转变得也比较好，但往往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容易受社会上“左”的或右的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自谓“看破了红尘”，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四个现代化缺乏信心；极少数人甚至打着“反特权”、“反官僚”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思想解放，肯于思考问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创新，这是青年的优点，应当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不多，对党的历史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不大了解，对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实际体会。因而，有的人往往只凭一孔之见，就对事物作出结论，有的人以偏概全，夸大现实社会的阴暗面，热衷于“暴露时弊”，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有的人组织纪律性差，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低，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比较严重。

　　绝大多数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很高。他们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学习刻苦、认真，成绩显著。但是在学习目的和动机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突出的是不能正确地处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理工科的一些学生只是埋头学习专业知识，不关心时事政治，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都不懂；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一些学生关心社会上宣传、理论、文艺等方面的动态，喜欢干预生活，往往容易忽视基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这两种情况都要注意引导。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善于启发学生发扬优点，克服弱点，教育他们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三)

　　思想政治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当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深入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统一到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上来。

　　要切实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是社会主义大学的特点之一，那种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理论课的主张是错误的。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措施，培训教师，改革教材，交流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恢复被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声誉。在教学中，既要讲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努力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爱听、爱读、爱学。要严格执行考试制度，把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学习成绩作为考核学生能否升级和毕业的根据之一。

　　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中，要着重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的根本，是今后长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要通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教育课、党团组织生活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结合学生的思想特点，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不但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有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党在历史上的错误，也都是由党来纠正的。要教育学生热爱党，信任党，坚持党的领导。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三十年的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认识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胜利，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所造成的；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拨乱反正，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懂得社会发展规律，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要教育学生正确理解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使他们懂得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要引导他们自觉地维护、保障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大力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教育学生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树雄心，立壮志，刻苦读书，把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要使他们懂得，脱离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去追求个人的前途是不切实际的，树立服从祖国需要光荣、坚持个人主义可耻的革命风尚。还要使学生懂得，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我国要实现四化，必须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必须坚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诚实谦虚，文明礼貌，遵守法纪，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等革命风尚。要继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和“尊师爱校”等教育活动；发扬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

　

(四)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要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在学生中，除极个别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以外，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对青年学生采取关心、爱护、信任的态度，对于他们合理的要求，要支持鼓励；有的暂时不能办的，要创造条件去办；有的确实办不到的，要作好解释工作；对于他们错误的意见，要积极引导，耐心教育。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压服，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服之以理。

　　要发扬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要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对学生中出现的自发社团和刊物，要积极引导，使他们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并尽可能结合所学专业，面向校内；对于跨校、跨地区的社团、刊物，应该态度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对于超出学生负担能力的刊物，要劝说他们不要勉强去办，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对内容有错误的，要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对党、团员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教育，不许自行其是。总之，即要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要在学生中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团组织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运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又要注意总结新的经验。要精雕细刻，潜移默化，讲求实效，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要区别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生的情况，因人制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有感染力的内容健康的课外活动，包括举办讨论会、专题报告会、讲座以及文娱、体育活动，以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广泛的知识兴趣。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颁发(教育事业费“节”级科目)的通知》各校可在年度预算内按学生实有人数，安排一定数量的活动费，由学生会按有关财务开支制度掌握使用。

　

(五)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不仅专职、兼职的政工干部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业务课教师也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发挥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和各科骨干教师的作用。教师是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学生尊重知识，尤其尊重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教师，这是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要提倡既教书又教人，那种认为教师只管教书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要充分发挥专职和兼职政工干部的作用。林彪、“四人帮”不仅败坏了政治工作的声誉，也败坏了政工干部的声誉。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政工干部。他们以往在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出色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目前他们的任务重，矛盾多，学校党委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政工干部也要不辜负党的信任，增强党性，努力学政治，学业务，学科学文化，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振奋精神，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各校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或班主任制度。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应从政治、业务都好的毕业生中选留或从教师中选任。他们要既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坚持业务学习，有的还要担负一部分教学任务。学校领导要从政治上和业务上关心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落实政治学习和业务进修计划。兼职政工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坏，应该作为考核、提职提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各校可根据情况，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政工干部队伍，以利积累经验，改进工作；有的兼职政工干部，可依照本人的情况，工作几年以后进行轮换，并给予半年、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脱产进修时间。

　　高等学校的学生政治工作干部，既是党的政治工作队伍的一部分，又是师资队伍的一部分，担负着全面培养学生的重要任务。他们和教学人员一样，都是办好高等学校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学校党委应该在看文件、听报告方面给予照顾，给他们创造搞好工作的条件。当前要组织政工干部学好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文件。在一般情况下，政工人员的物质待遇应不低于同时期毕业的教学人员的水平。对于有专业知识并担任一定教学任务的政工干部，应与专业教师同样评定职称。对于不担任教学工作的专职政工干部，可以按照本人的条件，评为处级、科级，享受同级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

(六)

　　学校党委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校系两级都要有一名副书记主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校党委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如学生工作部或青年工作部。要把行政、共青团、学生会、工会、教师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做好工作。

　　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搞好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讨论，对党员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新党员要加强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要使党员懂得，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全体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党委要关心和支持团的活动，定期研究团的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团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应与其他学生政工干部一样对待。应根据学生人数多少配备团的干部。凡在校学生四千人以下的学校，校团委一般应配备专职团干部三至七人；四千人以上的学校，还应酌情增加；系团总支一般应配备专职团干部一人。学校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努力当好党的助手。

　　学校党委要经常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给教师和政工干部指出工作方向。要教育政工干部正确理解政治工作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善于把思想教育结合教学、科研去进行，并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党委要加强对政工干部的考核，经常注意总结经验，推动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学校党委应经常向上级党委汇报学生思想情况，争取领导上的帮助。教育部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经常研究和协助处理有关问题。


默示许可与版权的权利限制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赵 莉*

提要：随着网络环境下版权人权利的扩张，版权的权利限制再次成为版权领域讨论的热点。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确立的版权的权利限制制度，在网络环境下是否需要重新规制？作者的默示许可是否构成对版权人的权利限制？本文即尝试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版权权利限制的类型、范围与性质，从而界定默示许可与版权权利限制的关系。
关键词：默示许可 版权 权利限制

伴随着传统技术中印刷技术的产生，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于1710年正式出台，从而奠定了版权制度的历史地位。随着摄影、录制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制度也随之更加不断地完善，而今天，数字技术的出现，几乎对以往所有的技术进行了变革，甚至有将要取代之趋势，本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为应对信息社会需要，修改或通过的美国、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网络有关的版权保护的法案与国际条约中，连篇累牍的是权利扩张的内容，权利限制的内容难得一见。[1]作品复制的精确和近乎完美，作品加工的无与伦比，作品存储的惊人容量，作品传输的快捷便利，使得因技术而产生的版权制度在数字技术支持的网络环境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的保护与限制制度必须进行重新的考量与度衡。

一、 版权权利限制制度的产生与现状

“权利限制”，就其本质讲，指的是有的行为本来应属于侵犯了版权的权利，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2]其产生的依据在于：任何作品都是在前人的智慧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同时又是促进全社会文化发展和提高所必需的。作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对其作品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版权人自由行使其权利，往往会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最终会导致版权制度的基础产生动摇。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颁布时，就在第11 条明确规定了：“专有权的保护期限为：一般作品的保护期自作品出版之日起14年，若期满而作者仍在世，则保护期延长14年。......。”
由此，版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是随着版权制度的问世而产生的。到了1886年，版权制度国际保护的发展促使很多国家达成共识，从而签定了第一个世界性的著作权保护公约——《伯尔尼公约》。公约在赋予各缔约国有权通过本国法律保护作者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在第9条之2明确规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该条款只适用于对作品的复制权，但已构成对各国就版权的权利限制制度的原则性规定。1994年底，各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纳入到世界贸易的范畴，签定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版权的权利限制方面突破了《伯尔尼公约》针对单一权利的例外与限制，而是将对版权的权利限制扩充至对所有的权利，它在第13条规定的限制与例外是“全体成员均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在一定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自版权制度建立以来所达成的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协议，已经成为各国在确立本国版权制度的依据，其中的权利限制条款也应当成为各国在版权立法时考虑的原则。

二、 版权权利限制的类型与范围

版权制度的宗旨，就是通过保护版权人利益，来达成版权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国际公约、各国版权法在提供了对版权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同时，均规定了对版权人的权利限制条款。综合起来看，版权的权利限制主要存在有以下几类：
1、一般权利限制：这是指国际公约和各国版权法所普遍规定的。主要有：
（1）保护期的限制。《伯尔尼公约》第7条规定：公约给予保护的期限为作者终生加其死后五十年。同时对电影作品、不具名作者和具笔名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期。《公约》第7条之6也允许成员国有权规定比前述各款规定期限更长的保护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保护期方面完全遵守《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各国均根据本国情况对保护期做了不同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一）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之作者的死后的50年。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职务作品为首次发表后50年。电影、电视、录像和摄影作品的保护期为首次发表后50年。
（2）、地域性限制。《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享有国民待遇的作者在公约任何成员国所得到的版权保护，不依据其作品在来源国受到的保护，在符合公约最低要求的前提下，该作者的权利受到保护的水平，司法救济方式等等，均完全适用提供保护的那个成员国的法律。这就是版权法的地域性限制。各国版权法在强调对作品的自动保护原则的基础上，一般均通过版权的独立保护原则对版权保护给了地域性限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通过总则的第2条之1、2款强调，各成员国对本协议的第一至第四部分之所有规定，均不得有损于成员之间依照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以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已经承担的现有义务。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3、4款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均规定，要符合共同参加国际条约或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对未与中国签定协议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要求要首次在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出版的，才受我国的著作权法保护。
（3）、与民事权利相关的限制，任何权利的行使都要受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平、正义与公序良俗的限制，这是一条普通原则，作为民事权利的著作权也不例外。[4]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总则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和技术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众利益。”这一条看来是重复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却是一条必要的对著作权总的限制。
（4）、诉讼时效的限制。诉讼时效，由于可以在侵权人被指控侵权时作为辩护依据，也被许多较权威的理论著作列为一项权利限制。[5]在我国，侵犯版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而在许多发达国家，有的则达5至6年，这个时效一般从被侵权人得知或应当得知有关侵权行为之日起算起。伯尔尼公约在第5条第2款中，把诉讼时效这种权利限制，留给“权利主张地”所在国自己解决。
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具有法律规定上的相对性。上述几种版权的权利限制，就是从版权是法定的权利角度进行的分类，在版权人行使其权利之前，版权人天然地受到了这种权利限制。
2、特殊权利限制：针对法律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对版权人可行使的权利的限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指版权法普遍规定的对版权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制度，笔者称其为特殊权利限制。
（1）合理使用：伯尔尼公约、乃至各国版权法，对版权的一种普遍限制，就是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6]这是因为，从版权是私权的角度出发，法律对其的保护就应当是完整的，但从版权的产生具有继承性，同时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进步与繁荣，法律对版权的侵权行为给予一定的例外与限制，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也可以不付报酬。这是对版权权利最严格的限制。所以从《伯尔尼公约》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其中的版权权利限制条款，均重点从“合理使用”的角度对各国版权法做原则性的规定。[8]我国著作权法第四节专门规定为“权利的限制”，其内容也主要为对版权合理使用的相关具体条款。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合理使用无论是使用范围还是使用方式上，都有与《伯尔尼公约》相出入的地方，但“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0条第2款看，原来伯尔尼公约允许的某些限制和例外，可能会由于在数字化网络环境里‘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或者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而受到削弱和限制。”[7]所以随着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的出现，整个版权的合理使用制度都在面临新的挑战，这是一个必须研究的课题。
（2）、法定许可：又称“法定许可证”制度。它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但是要按照规定支付给版权人合理的报酬。对版权人而言，这是一种“非自愿许可”。因为，尽管使用者或社会公众在使用作品时向版权人支付了一定的报酬，但毕竟不是版权人主动或自愿行使自己版权的结果。这对版权人依法行使自己的版权时，当然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就各国的版权法看，法定许可也是较为普遍的一项制度，只是在使用作品的范围上有所区别，并且对版权人特别声明不许使用的，也排除在法定许可的范围之外。我国《著作权法》中第23条，32条第2款，第39条第3款，第42条第2款以及第43条等条款均适用法定许可制度。
（3）、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由著作权主管机关根据情况，将对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特殊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使用权的人的制度。在国际版权公约中，《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现行文本都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强制许可制度，但由于我国已加入这两个公约，所以也应当适用公约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9]
这类版权的权利限制，主要从版权人行使版权的各项具体权利时所受到的限制而言的，是由各国版权法专门调整的。但是，国际版权保护的各种公约精神，也比较明确地对版权的权利限制界定在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上，甚至认为版权的权利限制就是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1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从版权权利限制的实质内容的角度而言，因为就版权人的权利而言，版权人能够全面实现其版权并获取合理的报酬，使用权的行使是最有价值的，法律给予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作者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是对版权人行使其使用权最严格的限制。因此，各国立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都必须持极其严格、谨慎的态度。[11]
3、其他的权利限制：（1）、权利穷竭原则。其内容是指：权利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12]这一制度，严格地讲仅仅适用版权中的发行权，这点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奥地利，还是英法法系的美国、法国以及比利时等国均通过其版权法进行的确认。
（2）、公共秩序保留。这是法律针对版权的后继所有人，而不是针对作者进行的限制。许多国家的版权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或国家授权的机关，可以不经作者或其他版权人的许可而使用有关版权，作出这些规定是与强制许可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版权权利限制的一种分类。但适用时也须有相当严格的条件，如只限本国使用者，使用者不具有独占性使用权，作者在规定期限结束后有收回权，有的国家规定这种制度是适用复制、翻译、广播等。
（3）、精神权利限制。《伯尔尼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版权的精神权利无限制性规定。对版权精神权利加以限制的多为英美法系国家，有的甚至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对精神权利保护比较重视的多为大陆法系国家，尤其以德国为突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融合，各国均结合本国版权保护的实际情况，给予版权人精神权利以适当的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作者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四项精神权利，第十条规定除对发表权有一定限制外，其他三项权利无限期保护。

三、版权的权利限制的性质

从《安娜法令》到《伯尔尼公约》，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版权条约，版权的权利不断扩张的同时，版权的权利限制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的出现，版权的权利限制的类型和范围该如何界定成了版权领域的新问题。探讨版权权利限制的性质，结合版权发展在网络环境下的新特点，对解决这一问题，进而解决由于数字技术给版权制度带来的新的矛盾，推动版权制度从不平衡发展到新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有专家认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3条明确规定：“全体成员均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在一定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无独有偶，《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以及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0条与此规定几乎只字不差。[13]而且第10条的议定声明中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中依《伯尔尼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至数字环境中，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14]因此，在因应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社会的需要，界定网络环境下版权的权利限制的标准上，专家提出“三步检验标准”。[15] 关于“三步检验标准”适用的范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出：适用于任何限制。任何限制，甚至属于轻微的保留一类的限制，均不得超出三步检验标准规定的限度[16]。
2002年8月12日，我国通过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案，其中的第21条规定：“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发表作品的，应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该条款的出台，顺应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版权条约以及我国著作权法修订的要求，表明我国著作权法的权利限制规定已经与国际公约的“三步检验标准”相一致。
另有专家却认为，反映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3条所规定的“限制与例外”实际上是对成员国版权法中可能存在的合理使用的限制。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版权权利人经常处于一种非常易受损害，但却很难寻求到合理法律保护的不利地位。鉴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发达国家的版权立法逐渐出现了对“合理使用”加以适当限制的规定。[17]反映在公约中即如上所述。对上述观点，笔者更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从《伯尔尼公约》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直至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版权条约的建立，上述“三步检验标准”始终作为版权的权利限制加以规定，虽然数字技术带给版权制度的冲击是剧烈的，但两个版权条约的议定声明中已经表明“三步检验标准”可以延伸到网络环境中适用。[18]而且把上述“三步检验标准”理解为是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就会增加网络环境下使用者与社会公众的压力，尤其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网络事业还刚刚起步，数字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版权保护模式，最终会阻碍网络事业的蓬勃发展。实际上，上述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就是对第一种观点的印证。
由此，笔者认为，即使版权制度发展到数字化时代，版权的权利限制的类型与范围需要重新界定，但国际公约、国际条约以及各国的版权法通过立法形式对版权权利限制的明确规定（笔者称其为版权权利限制的法定性），以及必须遵循的“三步检验标准”仍然共同揭示了版权权利限制的性质。

四、默示许可不是版权的权利限制

随着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的迅猛发展，默示许可成了网络版权下的新名词。所谓默示许可：也可称默认许可或者推定许可。其含义在于即便版权人没有明说许可某人使用其作品，但是从版权人的行为以推定版权人对某人使用其作品不会表示反对。[19]在论述网络版权的有关问题中，关于默示许可的问题引起过一定的争论。有专家认为默示许可与合理使用，法定转载并列构成网络环境中的版权权利限制。[20]理由是：虽然著作权法并未规定对作品使用的默默许可，但我国民法通则第56条在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时，肯定除书面，口头形式外，还允许“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是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确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而著作权法领域对作品使用的默示许可实际上就是民法中一种民事法律的行为的表示方式。因此，应依据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和版权保护的实际需要，将默示许可视为版权的一种新的权利限制，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版权法制度一直未给予默示许可以正式的法律地位。理由是：根据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版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也就是说，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版权人明示的而且是书面形式的许可才有法律效力。因此，如果用户依据我国法律主张版权人是以“默示”的形式许可其网上浏览作品的，恐怕不会获得我国法院的认可。[21]但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学者又有观点认为“作品的默示许可也是网络传播的作品版权人受到的权利限制之一。并举例论证，在电子布告板、新闻组、聊天室里发的“帖子”也可算是版权的作品，但是一般他人在网上转发，张贴这些作品属于“默示许可”的范围之内。前后两种观点在此相对达成一致：即认为默示许可是版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权利限制。但笔者以为，依据上述就版权权利限制的性质加以分析，默示许可被赋予网络环境下版权的一种权利限制，理由显然还不够充分。这是因为：
第一、 法无明文规定。比较前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后一种观点中的“法无明文规定”的论述。从上述对版权权利限制的性质分析，无论是一般权利限制还是特殊权利限制，其他权利限制，其内容均是由国际公约、条约或各国国内法的明确规定的，法定性是权利限制首要的性质。默示许可作为网络环境下版权领域的新现象，它的出现显然与版权权利的行使相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版权权利内容的缩小，但至少数字技术带来的版权制度的冲击自上世纪90年代初已开始，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各国国内法至今均未对默示许可作出过任何明确的规定，所以，现在认定默示许可可为版权的权利限制，理由还不够充分。
第二、 默示许可不符合“三步检验标准”的性质。默示许可的本义在于版权人对他人就其作品的网络传输被推定是明知并许可的。默示许可构成他人在网上使用作品前的规则，他人使用作品时应遵循“三步检验标准”，即他人使用作品必须针对某些特殊的情况，并不得与受保护的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得无故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默示许可与“三步检验标准”是两种不同的规则。
第三、默示许可是许可使用权的一种。虽然在网络环境下，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载、传输、应当认为其对网络的充分开放性、广泛传播性等特性，以及网络中的某些使用行为是明知的或者推定是明知的，但就作者以“默示”形式实施的一定行为，它仍属于作者的许可使用权的一种。因为就上文中关于我国民法通则中“默示”的基本内涵，其存在一个前提是：民事主体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要求时，另一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视为默示。而版权的权利限制，更多地是从使用者，社会公众的角度，是使用者或社会公众依法可以直接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基本上不存在使用者或社会公众向版权人提出要求作为前提，（就版权限制的核心为合理使用而言）。而且，在传统环境下，同样也存在默示许可，即当作者的作品出版发行后，被陈列于书店、书架时，读者、社会公众对此加以浏览、翻阅的行为，作者是默示许可的。所以默示许可就其性质而言，应属于作者的许可使用权，是作者许可使用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新的形式，更进一步说，默示许可是作者网络版权的权利内容的范畴，而非被排除于版权权利之外的版权的权利限制。
第四、默示许可本身不引起复制。作品通过作者以“默示”的方式上载到网上并加以传输，被用户浏览、利用，最主要涉及到的就是作品暂时性复制件的产生。前文观点的论述认为数字化网络世界中，每一次不可避免的技术性操作，如拷贝、转发、转贴、粘贴、浏览、下载、打印等都能产生复制，而复制权是版权人最核心的经济权利，虽然上述复制多为暂时性复制，根据目前的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著作权法，暂时性复制，尚未被法律所确认，但为了保持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新的平衡，这种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带来的权利限制要比其他作品使用的范围要广一些。但笔者认为，默示许可的实质是从作者的行为中推定其愿意通过网络散布、流通其作品，是作者主观意志性的反映，所以默示许可本身不引起复制。而且，上述观点中也同时认为，就作品的网上传输，尽管可以推定作者的默示许可，但是不能推定权利人将其作品的著作权无条件提供给公众作为公有领域的财产，对于营利为目的的下载或其他复制行为，仍应当认为侵害了作者的著作权，而这种论述恰恰反映了合理使用应遵循的标准。
第五、 默示许可是一种“自我”限制。作者选择将作品上载至网上并传输，供使用者、社会公众浏览利用，是作者的一种选择，类似于传统环境下作者选择将作品发表，体现的是作者的主观意志，而版权的权利限制内容是法定的，使用者或社会公众依法享有，作者的主观意志在这里得不到体现。如果要将默示许可归为“限制”的话，最多也只能是作者的一种“自我”限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将其版权的全部权利内容做了适当限制，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使用方式和途径的扩大，作品的创作相对更容易，版权人的创作成本相对降低。这时，默示许可就可能成为作者为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而进行适当让度的一种选择。
因此，默示许可不能构成版权的权利限制。